【话说上海】扑朔迷离:上海法华镇观音寺开山禅师

1984年，上海第四化纤厂扩建厂房时，在地下3米处，发现两座佛舍利塔。舍利塔均为圆形石塔，稍大的高58厘米，直径47厘米，塔身刻有“开山印禅师舍利塔”八字；小的高33厘米，刻有“默庵莹禅师”5字。上海第四化纤厂所在地原来是法华镇观音禅寺旧址，即今新华路650号。

观音寺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始建，在法华镇的历史上仅次于开宝三年（970年）始建的法华寺，但观音寺的名声要比法华寺大得多，可见观音寺自始建就已经具有很高的宗教地位。明正德《松江府志》载：“观音寺，在县西。宋崇宁初建，淳熙三年赐额慈报禅院，从钱良臣请也，僧觉印开山。”清同治《上海县志》载：“观音寺（见通志），在五图，法华寺西。宋崇宁元年建，淳熙三年钱良臣请赐功德院，因赐额为观音慈报禅院（据至元嘉禾志），僧觉印住之……”。此后的《法华乡志》有同样的记载。《法华乡志》甚至记载了这样的说法：“相传创建于三国时，与龙华、法华、安国、静安诸寺并峙海上，金碧辉煌、钟鼓声闻，固此邦之福地，千古之胜迹也。中更晋唐，几经兵燹，虽荒废而不湮没者，吾佛之护佑，与乡贤达保存之力尚矣。宋崇宁初始经重修.……”为什么修造观音寺？《同治上海县志》“尹如恢记略”讲得很清楚：“时有观音像浮海而来，钱参政良臣舍资礼云门禅师七世孙觉印，于崇宁年创寺，为县首。”

上海地理位置独特，濒江临海，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观音像浮海而来”的说法，如晋代建兴二年（314年）发生“石佛像泛江”的故事，是最早的记载，这是所谓“晋说”。“石佛像泛江”的故事不仅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说，也成为敦煌壁画的创作题材，就已经展示了这个说法的文化魅力和宗教影响。以后又有“唐说”、“宋说”，《法华乡志》又有“明洪武十六年，有观音像浮海而至，邑人咸敬而奉之”，这是“明说”。但不论如何，观音寺的始建与“观音像浮海而来”的说法相关，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既然是为“观音像浮海而来”建寺，这在地方上就是一件大事，自然要延请当时很有名望的禅师来主持开山。志书上多认为是“钱参政良臣请也”，所以将觉印的名字写在钱良臣的后面，以示主次。但这样的讲法实际上是讲不通的，因为观音寺是在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开山，到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赐额为观音慈报禅院，中间相隔74年之久，再讲“钱参政良臣舍资礼云门禅师七世孙觉印于崇宁年创寺”的话，显然是自乱逻辑，难圆其说。实际上，觉印开山建寺在前，钱良臣请赐额在后，两个人并非同一时代。

“云门”是中国南宗五派之一，因文偃创始于云门山，号“云门宗”。云门宗始于五代，盛于北宋，影响很大，但觉印是否“云门禅师七世孙”？已无从考证。《大藏经》录载了各代宗法禅师的名录，其中未见“觉印”之名，但以“印”字为名的禅师却有很多，如“云居了元佛印禅师”、“云门灵运宝印禅师”、“瑞安僧印禅师”、“天峰佛印禅师”等等。宝印禅师和天峰佛印禅师的录载过于简略，未见事迹。瑞安僧印禅师师属承天简禅师法嗣，而云居了元佛印禅师曾主持承天寺，但后者师属开先善暹禅师法嗣，且录载交代得很明白：“（瑞安僧印禅师）于熙宁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言迄趺坐而逝，茶毗敛骨获舍利五色”云云。其逝于熙宁十年，即1077年，自是无法参与1102年的观音寺开山，所以这位瑞安僧印禅师也不是观音寺的开山始祖。

值得注意的是号为“南康军云居山了元佛印禅师”其人。据《大藏经》介绍，他是”饶州浮梁林氏子”，幼称神童，青年出家，“于开先法席，出为宗匠”，“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可见这位禅师的名气绝非一般禅师可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禅师与当时大文豪苏轼的关系十分密切，过往频繁，相互影响，留下诸多佳话，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位佛印禅师与苏轼的交往，来探究他与观音寺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

佛印禅师可谓是云游四海的一代名僧，他曾住江州承天寺、淮上方斗寺、庐山开先寺等，并与苏轼在云山真如禅院、玲珑山卧龙寺等地留下遗迹，成为当地名胜。佛印最早与苏轼的交往始于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冈，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禅论道，饮酒赋诗，苏轼的《赤壁赋》就曾写到他们在一起的欢快情形。佛印的佛学观点对苏轼有很大影响，并在此后对他在坎坷的仕途经历中进行理性思考发生了很大作用，以至于苏轼对待佛印的态度不仅十分尊重，而且到了晚年也渐成一种信仰的追求。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谪惠州时，在金陵崇因禅院参拜了新造的观世音菩萨像，并发心愿：“吾如北归，必当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由贬居之地海南遇赦。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他在翻越庾岭时题诗云：“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曹溪即六祖演法所在地――宝林寺。这首诗应是点明了苏轼遇赦北归、重返江南佛地的急切心情。他到江南以后，首先重返崇因禅院，题作《观世音菩萨颂》还愿，再到金山寺拜念已经过世的佛印禅师，其后他既未接受朝廷任职，也未返回四川故乡颐养天年，而是定居常州，以求近傍佛地。然而，苏轼刚到常州，就因饱经患难，百病缠身，竟于当年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66岁。

按地方志记载，苏轼死后，即有观世音大士像在上海松江南岸显现的消息传来，引起社会的轰动。于是，即有德高望重的“印禅师”不辞劳苦，在观世音大士像发现地，亲自主持观音寺开山，这不仅仅是借题兴建一座寺观，也是对苏轼逝世的一种顺理成章的追念。

虽然舍利塔刻字证实观音寺是由“印禅师”开山，而非“觉印”，但地方志记载的“觉印”确有其人，其事见于《吴县志》、《虎阜志》等。北宋开封府司士曹何安中撰《宋觉印禅师塔铭》详细记述了觉印的事迹，说觉印“名子英，姓怀氏，号觉印，钱塘人”，“其所住持，如澧阳之夹山、、庐阜之罗汉、太平之隐静、与夫保宁普照、水西瑶胜、平江之福昌、云岩，皆天下名蓝胜地”等语。有意思的是，这位觉印禅师的参禅得道竟然与观世音有关系：“一夕梦白衣大士注玻璃瓶水与饮，若甘露灌顶，自是豁然”。但他的事迹中并未有与观音寺有关的记载。更有趣的是，他的弟子居然与苏轼有关，“智通，号法海，觉印嗣也。主虎丘法席，状其师事行……名并其师。与苏轼善，轼在密州有遗虎丘通长老书。”智通与苏轼有过交往，但他也只是与苏轼交往的诸多僧人之一，不知道这与观音寺开山有无关系？于是，在其后的地方志里，苏轼、佛印禅师、觉印、智通、观世大士以及观音寺开山等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关系，不是当事人，的确是无能解惑。

《魏书·释老志》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上述瑞安僧印禅师死后，“茶毗敛骨获舍利五色”，就应有舍利塔收奉。但收奉佛舍利的是可开启的“宝瓶”，如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舍利八重宝函即是。观音寺舍利塔为整块石头雕成，显见不是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之用，应是为纪念佛印禅师开山观音寺而造成的，或许就是钱良臣请赐额时特意雕制的两座纪念物。

钱良臣，字友魏，华亭人，生卒年不详，据进士表注，为吴越武肃王?八世孙。绍兴二十四年（1143年）进士及第，此时距观音寺开山已41年。淳熙三年（1176年）赐额为观音慈报禅院时，即使得力于钱良臣的活动，但当时钱良臣还不是“参知政事”（相当宰相副职）。钱良臣升任参知政事是淳熙五年十一月，此后人们按其最高职位称其为“钱参事”，而此时距观音寺开山已经77年之久，当然不可能有“舍资礼云门禅师七世孙觉印”之事，因为据《吴县志》的说法，觉印已在“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趺坐而化”，政和七年即1117年，钱良臣根本不可能见到觉印。

以下是有关年表：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以“乌台诗案”敕贬黄州，开始与佛印禅师交往。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连遭三贬，在金陵崇因寺许愿。

元符元年（1098年）正月，了元佛印禅师逝于金山寺。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赦，自海南北归。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苏轼翻越庾岭时，题诗。三月，在金陵崇因寺作《观世音菩萨颂》，还愿。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病逝。

崇宁元年（1102年），“印禅师”开山观音寺。

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觉印禅师于云岩趺坐而逝。

绍兴二十四年（1143年），钱良臣进士及第。

淳熙三年（1176年），观音寺赐额为“观音慈报禅院”，为县首。

淳熙五年（1178年）四月，钱良臣以给事中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复除参知政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十一月，钱良臣逝世，谥“文惠”。

800年后……

1984年，在观音寺旧址出土印禅师、默庵莹禅师舍利塔两座。此后，两座舍利塔安置在上海化纤四厂办公楼前的绿地内。

1997年，厂地置换以后，旧址兴建高层住宅楼，两座舍利塔下落不明。

2002年，据笔者到上海化纤四厂留守处调查，两座舍利塔已由上海协会处理，可能置放于该协会所在地——玉佛寺。

(原文刊于《上海地方志》2007年第三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