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1843年前上海县的商业

市场贸易　上海成镇、立县之初，市场贸易已兴。元代棉业兴起不久，北方商贾到上海县收布。明清上海县市场贸易更为繁盛。

县内市场。贸易货物一为乡民所产自给有余的农产品，如米麦菜豆；一为乡民家庭副业及小手工业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品。交易场所多在市镇，或集市贸易，或店铺、作坊买卖，还有一种小商贩，负贩各物，营微利以自给，称作“小经纪”。

邻县交易。明清两代上海县余棉而缺食米，与华亭、青浦等县棉稻交换甚盛。产棉最多的浦东地区种稻更少，食米多仰赖浦西。清人陆旦华有诗：“吴淞亘南北，高原多木棉。果腹何取恃，唯待西乡田。西乡复遇籴，商舶不得前。”（《法华镇志》）县内所产棉花也贩往华亭、青浦等各产稻县。

国内贸易。棉布贸易，明中期后，随手工棉纺织而兴盛。明后期布之销售，北至辽东、山西、陕西、京师，南到江广、滇黔、闽粤，时称“凡数千里外装重赀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巨赀收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其泝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出长江之口，径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国，以芜关为绾毂。是皆孔道要津，布商麇集，舟车负载，昼夜驰鹜而不息，此天下之大命脉也。”（《陈眉公先生全集》）北方边地官军用布也多来自上海县，俗称“边布”。明末清初，棉布销售一度萧条，不久恢复。顺治、康熙年间，秦晋京边诸路标布市场一度收缩，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中机布市场一度转盛。而官布，1695～1705年（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四年），苏州织造衙门在上海县采办的达449万匹。此后，棉布主要销东北、山东、河北等地。嘉庆、道光年间，每年销出的稀布、套布、小布等达300余万匹。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县城23家青蓝布号销售青蓝大布7500包。道光中期，县城80多家棉布店铺号商发销棉布达4万余包。同时期，上海县每年销往福州一地的棉布价值20多万银圆。

棉花贸易，明清江南棉纺织甚盛，然棉花多产于上海县等沿海一隅。苏南、浙西纺织用棉也多赖于此。明末清初，上海县“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诺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叶梦珠《阅世编》）还盛销闽广。清代，县城外洋行街上行户、店铺多代闽粤商收棉，棉有上海县所产，也有来自南通、海门等地。东门外码头，闽广楼船千百条，皆装棉花。道光年间，每年销往福州的棉花，价值13～15万银圆。

米麦豆粮贸易，明代，与外省的米粮贸易主要为湖广、江西、两淮，大多发生在歉收饥馑之年。崇祯《松江府志》称“民间之积贮有限，而商贾之通济无穷，商贾来则谷米多，谷米多则米价自平。”清前期，上海县输入食米主要来自长江中上游四川、湖广及江南苏常地区，豆麦杂粮主要来自关东山东、两淮。1831年（道光十一年），县城豆业公所44个大小豆行和33家浙江慈溪帮号商，经手成交的大豆达473.6万余担。嘉庆、道光年间，每年经海路贩至上海县的关东山东豆麦杂粮可达千余万石。就地消费外，还大量转口邻县和他省。

明清输入的商品还有福建、湖南的靛蓝，福建、广东、江西的食糖，苏南、浙西的蚕丝、绸缎，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的木竹，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的茶叶，江西、福建、广东的苧布、夏布、瓷器、纸，东北的人参、鹿茸，福建、广东等地的海参、鱼翅、燕窝、苏木、茶油、香料、肉桂等土产及南北鲜果、海鲜、腌腊等。

海外贸易。上海成镇之初，海外番商在上海交易珠翠、香货等物。明代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明后期，上海县棉布在日本受到重视。清康熙年间，在上海县设江南海关后，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商船可直至上海县贸易。上海县出口各色棉布和腹地、邻近地区的丝绸、茶叶、纸、瓷器、土产等货。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以紫花布为主的上海县棉布（西方人称为“南京布”）经广州口岸大量出口英、美等国，1781～1831年达5000万匹。输入的货物有东南亚各国的土产及西方的呢绒、羽纱、宽布、眼镜等。

清前期，上海为清廷指定的对日本洋铜贸易两个口岸之一（另一为浙海关的乍浦口岸）。雍正初年，上海口岸有专事洋银贸易的商船19条，每船额定载铜9．5万斤，共180万斤。1728年（雍正六年）后，每船载铜减至7．5万斤。乾隆中叶，办铜商船减至七八条，额办洋铜100万斤。道光中期，上海口岸洋铜贸易减至每年30～50万斤。以每百斤官价银14．5两计，值银4～7万两，以市价每百斤25两计，值银7．5～12．5万两。铜商办铜，商船赴日，随船载去药材、砂糖、土布等国内商货，返程搭载日货回国贩售。

嘉庆、道光年间，上海也为江南走私鸦片的主要口岸。上海县“为东南数省贩卖鸦片烟口岸，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洋船贩卖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部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进口鸦片22981箱，占全国鸦片消费量的53％。上海县城每日所进烟土，其费倍于米粮。

商贾　宋代上海镇兴起，商贾渐聚。元大德年间（1297～ 1307年），上海棉布业初兴，大都（北京）商人到上海县收布。明中叶后，棉花、棉布等国内贸易兴起，上海县内商贾已有贩商、牙商、店铺门庄商之分。贩商多为客籍，尤以布贩居多，俗称“布客”、“布贾”和“布商”。长途贩商资本尤为雄厚。明后期，山西、陕西布商到上海县贩布，一次所携贷款可多达万两至数十万两银，雇镖师沿途保护，人称“标客”、“标商”，所贩之布称“标布”。牙商，多为县内土著。以行代客撮合，收取佣钱，各业间互不逾越。明代，交易额较大的行业都有牙行。棉布业中，大牙商自筹资本，置办栈邸店，开设收布门庄，随时待商而沽。为争客源、货源，竞争激烈。店铺门庄商拥有固定店面，经营商业批发、零售或收购业务。明中叶，县城因商贾云集，店肆悉开，有“小苏州”之称，“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

清代，县布业、饼豆杂粮业贩商，资本雄厚者多自设字号、行庄。饼豆杂粮贩商又称“号商”，内分“北五帮号商”（山东商人）及“南帮号商”（宁波商人）。牙商中的大布牙行拥有固定字号招牌，在四乡设行内门庄和分庄。饼豆业，1831年（道光十一年），仅县城内的牙行加入豆业公所就有44家，牙行按资本大小分成5等，资本雄厚者自设仓栈，信用卓著。海运业中，也有代客揽船及代理进出口海船报关业务的船税牙行，又称保载牙行。乾隆年间，各业共有定额牙行515户。店销商增加。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县城厢内外有米铺84家。县城中拥资较厚的南北计货铺，资本达千两银。

上海县商贾历以客商居多。明代首推徽商和山、陕商人，经营布、盐、木竹贸易和典质。清代开海禁后，关山东帮、浙江宁绍帮及闽广帮商人日增，以海运贸易为大宗。此外还有洞庭帮、江北帮、江西帮等。县城居民也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土著商人，除牙商外，最重要的是“号商”、“般商”，如沙船业“朱、郁、王、沈”姓等沙船巨商。

物价　米价。明初，通常年景每石0.2～0.3两银，以制钱计不过300文。成化、正德年间,每石0.4～0.5两银或制钱300～400文。嘉靖年间，常年米价每石0.7两银，歉年每石0.8～l两银。1559、1588年（嘉靖三十八年、万历十六年）大水、旱灾，米价达每石1.6～2两银。1641、1642年（崇祯十四、十五年），旱、蝗、水灾交加，米每石遽涨至4～5两银。清初，米价持续跌落。1646年（顺治三年），每石0.8两银，1667年（康熙四年）仅0.4两。此后至18世纪20年代，米价普遍在1两银以下。18世纪下叶常年米价每石l.4～1.5两银。19世纪上半叶2.5～3两银，灾歉之年达4两银以上，最高7.2两银.麦、米比价较稳定，以小麦例，大体为1：2至1：1.4。小麦价最高，依次为大麦、元麦，三麦比价大体为1：0.8：0.6。

棉价。明后期，通常年景，百斤籽棉售价1.7两银，荒年涨至4～5两。崇祯末年，棉布销路受阻，棉价跌至0.5～0.6两银。清顺治后，棉价回升。1649年（顺治六年）3.5两银，1657年2.5两银。康熙年间（1662～1722年），通常年景2.5～3两银，丰年1.5两银上下。道光年间常年3～4两银。

布价。明初，上等梭布每匹0.4～0.5两银，明末0.3～0.4两。稀布，正统、成化年间，匹0.2两银。标布、中机布，明末清初每匹低至0.15两银，高至0.3两，一般0.2两。小布，明末时每匹0.06～0.07两银。青蓝大布，清中叶每匹0.3两银。清嘉庆、道光年间，棉布常年市价，上等每匹0.3～0.4两银，中等0.2～0.25两银，下等0.1～0.15两银。

糖。清前期每百斤2两银，道光中期4～5两银。

盐。明崇祯初，百斤0.15-0.16两银。清康熙年间一度达3两银，后跌至0.6～0.7两银。嘉庆、道光年间私盐每担2000文，盐销售2600～3000文。

豆饼。明崇祯末，百斤售价制钱1200文，清道光年间2000文。

商税　上海成镇之初，设市舶分司征收。元代市舶司定制：每岁招集商舶，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货。凡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初时税额，不论国内外，一律按货值收取，细货为十分之一，粗货十五分之一。以后，应市舶司提举王楠所请，凡国内泉州、福州等地土产贩至上海，税收减为国外番货之一半。元至元中，上海立县前，上海务年榷税钞额为：酒课472锭，税课179锭，河泊课6锭，总计657锭。在松江府9务中仅次于府城及朱泾、大盈务。1355年（至正十五年）全县各务共额办钞2637锭，内酒醋课1973锭，税课664锭。

明初，在上海县设有两个税课局：县市局，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建于县署益庆桥北；乌泥泾局，1373年（洪武六年）设，正统初年归并于嘉定县新泾局，1446年（正统11年）复设。1417年（永乐十五年）上海县共所属税课局额办钞17493锭，其中商税钞13665锭余、契本工墨钞1锭余、门摊钞947锭余、酒醋钞2361锭余、果木租钞154锭余、房屋赁钞362锭余。1472年（成化八年）增至 22640锭，其中县税课局 14387锭，乌泥泾税课局8253锭。1589年（万历十七年）后，税课改征白银，称“门摊税课银”，每年对城市乡镇开张店铺分别等则派征，各有定额。上海县年征100两银。

清代，门摊税课银以城七乡三比例，征之于县内各店铺。雍正年间分出南汇县后，原额100两银减为84两银。其他税课尚有典税、牙税、酒税、烟税、田房税等。典税，征之于典铺，无常额。初时，每典年征5两银，1677年（康熙十六年）增至10两，后又增至15两。1682年全县89处典铺，年征典税1335两银。1683年，每典年征减为10两银，1687年又减至5两。牙税银，征之于牙行。清初时定额240两银，1678年（康熙十七年）增至320两，两年后又增至342两。各牙行按帖而征，纳额不等。乾隆年间，全县定额牙行515户，共征牙税135两银。酒税，1680年（康熙十九年）始行，征于槽坊，每坊年征 10两银，全县征90两。烟税，清初时每斤烟叶征0.002两银，素无定额，按月征解，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征35两银，乾隆年间归江海关征纳。田房税，按田地、房屋交易额3％征收，素无常额，尽收尽解，1682年征600两银。

摘自：《上海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