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我踏入汽车玻璃行业,就是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商评好文开放】

2009年5月，我作为中国大区的唯一代表来到地中海之滨的摩纳哥公国，参加每年一度的安永企业家全球大奖评选。候选人是从全球一万多名优秀企业家中甄选出来的43位杰出代表（分别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竞争激烈，我并没有获奖的奢望。

此前的全球大奖得主包括戴尔计算机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星巴克的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eBay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等。而在当年的参选代表中，无论规模还是利润，都有比我业绩更突出的企业家，所以，当主持人宣布2009年全球大奖的得主是我时，我感到非常意外和激动。

这是安永企业家奖自1986年设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得到全球大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对大家说：“我必须保持优秀，否则不仅会给评委们，而且还会给整个中国带来羞耻。”

从1987年创办企业以来，我获得过很多荣誉，但最珍惜的就是这个安永企业家全球奖。因为，第一，这个大奖肯定了我创业20多年来的成就；第二，它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和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地位。我是个非常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人，事实上我当初踏入汽车玻璃行业，就是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 

我是白手起家的，14岁由于家贫辍学之后，我先卖水果，再卖果苗，后来给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型玻璃厂当业务员，推销水表玻璃。1983年，我承包了这家连年亏损的小厂，第一年就扭亏为盈，赚了20多万元。

1984年我到武夷山游玩时，开车的司机告诉我，汽车的挡风玻璃价格要几千块，还是日本进口的，国内根本没有。我刚开始不相信，后来做了一下调查，发现当时的汽车玻璃确实全部依赖进口，而且价格奇贵。

我很不服气，同时也看到了商机，我决心为中国人做一块属于自己的玻璃。从此，我把玻璃厂的业务由水表玻璃转向了汽车玻璃。

汽车玻璃业务分为“配件市场”与“配套市场”，前者主要用于汽车售后维修，后者则是给汽车制造商直接供货。配套市场的要求远远高于配件市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汽车工业尚未起步，汽车玻璃的主要业务是在维修市场。

当时汽车玻璃主要依赖进口，所以维修费用十分高昂，需要花费大量的外汇，比如日本进口的玻璃成本才一两百元，卖价却高达几千元。

不久，我得知上海一家国企生产汽车玻璃，不过他们并没有为维修市场供货的打算。我上门去请教，他们告诉我，正好有淘汰不用的生产设备图纸，可以卖给我。

在他们的帮助下，1985年8月，我们终于研制出了成品。我们的汽车玻璃售价只是日本玻璃的十分之一，于是订单大量涌入，从这个技术门槛不高的维修市场中，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1987年，鉴于汽车玻璃的市场前景非常光明，我把赚到的钱加上其他股东的投资一共627万元，成立了福耀玻璃公司，全面转产汽车玻璃。

同年，我们花了100多万美元的巨资，从芬兰引进了玻璃制造行业最先进的设备：一台可以根据设计参数自动成型的玻璃钢化炉。这台设备的引进，使我们一下子站到了中国汽车玻璃生产的前列，用自己生产的汽车玻璃取代了进口汽车玻璃。

到了1994年，国内一下子涌现出上百家汽车玻璃厂家，与我们在维修市场上竞争，生意不好做了。当时，中国汽车工业刚刚起步，整车配套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直到2000年国内才开始汽车的大规模生产）。

既然国内市场满足不了我们的产能，只能向国际市场进军。我首先选择的是加拿大的售后服务市场，但没料到我们的玻璃在加拿大遭遇了质量投诉，产品全部被退回。

痛定思痛，我重新建设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新工厂，整个工厂的布局、设计、设备都来自芬兰，整个投资达6,000万美元。

1995年11月，我们再次向美国进军，这次质量得到了肯定，却一直亏损，经过调研，我发现是经营方式出了问题。于是，1998年我把美国的仓库关闭，改分销为直销，不久即扭亏为盈。

1996年到1999年，我们与法国玻璃巨头圣戈班合资，虽然三年后我们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分手，但是这次合作给了福耀向世界先进企业学习的机会，使我们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管理方面都产生了质的飞跃，积累了与世界一流汽车玻璃供应商竞争的能力。

从国内低端维修市场起步，我们依靠逐渐积累的市场经验、品牌和技术，将业务扩展到了配套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大力发展民族汽车工业和汽车部件国产化，福耀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一行业大趋势。

在进军国际市场时，我们也是先打入美国的配件市场，然后通过与世界各大汽车厂在中国的合作，逐步发展到为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汽车进行配套生产。

2002年和2004年，我们花费一亿元，分别打赢了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反倾销案”，我也被称为“中国反倾销胜诉第一人”，福耀玻璃成为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2006年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访华时，还特意邀请我到美国驻华使馆参加宴会。事实上，这两场官司使得福耀的国际化道路更加顺畅。国际官司打赢之后，福耀的名声大振，不仅更多的美国汽车制造商成为福耀的客户，而且还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

2005年6月，德国奥迪本厂与福耀签署了整车配套协议，随后是大众、沃尔沃、宾利、路虎等。此外，福耀在日本、韩国、俄罗斯、澳洲的市场份额也迅速得到扩大。

2005年对我们来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我们进入了汽车玻璃的上游材料产业——浮法玻璃的生产，这标志着福耀从汽车玻璃的生产大厂到强厂的转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心里话，做制造业实在很苦。自从创业以来，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晚上十二点睡觉，连生病都没时间。二十多年来，我都是昏天黑地地过日子，没有看过一次电影，没有休过一次周末。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做玻璃主业，既不搞娱乐业，也不搞房地产，更不涉足眼下时髦的股权投资。为什么我要扎根在这么苦的制造业？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苦”没有白费，我们证明了“中国制造”一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产品、国际知名品牌。

福耀是汽车玻璃行业的佼佼者，在我们进入汽车玻璃领域之前，国内的汽车玻璃几乎都是依赖进口，如今则几乎达到了零进口的程度，彻底结束了中国汽车玻璃行业由国外品牌垄断的历史。

目前，福耀玻璃在国内占据了70%的市场份额，在国际上的市场地位也逐年攀升，根据2010年的营业额计算，我们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15%，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仅次于日本的旭硝子。

世界八大汽车厂商，如本田、丰田、大众、奥迪、通用、福特等都是我们的客户，而且宾利、宝马、奔驰、雷克萨斯这样的顶级汽车品牌也都选择我们为它们定制挡风玻璃。

我认真研究过日本产业发展的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也出现过很多贪图短期利润、不择手段赚钱的企业，但大浪淘沙，这类坑蒙拐骗的企业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存活下来的都是那些真正老老实实经营的诚信企业。

福耀玻璃之所以成为被世界著名汽车厂商认可的“中国制造”品牌，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创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诚信经营的基本原则。

产品质量是个持续不断改善和提高的过程。1994年，我们曾经自信满满地把几万块玻璃运到加拿大的维修市场去卖。可是没想到我们的玻璃因为质量问题遭到投诉，不仅玻璃被退回，还付出了六七十万美元的赔偿。

退回来的玻璃按说还可以卖，但是我觉得既然老外检测不合格，也不应该拿给中国人用。我决定把这几万块玻璃砸掉，一块玻璃的成本是几十元人民币，砸掉这些玻璃等于砸掉我们好几个月的利润，再加上赔偿金，这次的加拿大之行真是亏惨了。

至今回忆起来，很多员工还都心疼不已。从那以后，我们下了更大的功夫狠抓质量，1995年我们再次进军美国维修市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质量问题的投诉。

在我看来，企业间的竞争，不只是策略、技术和创新的竞争，最后决胜负的关键，往往在品德。企业的诚信是一种无法量化的竞争力。

企业家精神，在我看来，不仅仅意味着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创造一番事业的精神，还包括了“诚信经营”这四个字。如果不能把诚信作为经营底线，无论赚多少钱，也不能说具有企业家精神，最多只能算是个奸商。

从创业之初，我们就提出要为中国人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安全玻璃，正是有了对质量始终如一的坚持，福耀才能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身份，首先进入国内的维修市场，逐渐积累起品牌信誉，继而打入整车配套市场，然后进军国际市场，到今天获得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市场地位。

第一次进军加拿大市场的失败让我深深意识到，不是设备决定一切，而是人决定一切。你拥有的设备水平再高，你的管理人员、工人素质不到位，你的产品质量也一样不会到位。

所以我才说，人才是企业的本钱。员工在我们企业中，也是归为供应商一类，他们供应的是人力资本，是企业供应链上尤为重要的一环。

我们在企业经营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我们刚刚开过2011年第二季度会议，我在会上再三强调：接下来经济会有波动，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员工利益不受紧缩政策的影响。我们要想办法挖掘内部的管理潜力，保证员工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合理回报，员工工资在每个地区都应该高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5%~10%。

我们强调的是“对员工负责”，这绝不仅限于按时支付薪酬这一底线责任，更多的体现在把员工当成一家人看待，考虑员工未来的发展前途，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养。不仅关心员工本人德智体的发展，关注员工的精神状态，同时还要延伸到对他们的家庭给予关爱，我想这样才可能带来整个企业的长久兴旺。

2007年9月的一天，福清四厂发生火灾。我得到消息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一片烟雾弥漫，管理层都在哭泣。我问的第一句话是：“工人是否全部安全撤出？”得到的答复是：“是，全部平安撤出。”我放心地笑了。

我告诉管理层说，不要愁，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一些废铁而已，企业里最有价值的是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团队，只要人员无碍，一切都会好起来。事实证明了我的想法，灾后重建的福清四厂，比原来的更加整洁漂亮，产能翻了一倍，效益也是更上一层楼。

除了考虑客户和员工的需求，福耀自成立以来，也经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尽己所能地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公司初创时，工厂选址在旧福厦线公路51公里的西侧。旧的福厦路只有四车道，太窄不说，而且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公路拓宽虽然属于政府责任，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工厂就在路边，理应对周边社区有所贡献。

拓宽需要百万元资金，在我们获得第一年赢利的1989年，虽然资金仍然非常短缺，但是我立刻开始策划拓宽福耀工厂门口的那段公路，变四车道为八车道，并最终在1991年实现。第二年，省政府做出福厦路全线拓宽的决定，虽然没有明确说是按照福耀公司门前公路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参考了我们的做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福耀开始了“瘦身”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关闭位于内蒙古通辽的工厂。考虑到关闭工厂会导致近2,000名员工下岗，当地政府劝我们不要关闭工厂，还特地从财政拨了1,000万元补助给公司，帮助我们渡过金融危机难关，我们很受感动。

到2009年，国家出台了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通辽工厂的利润比预期好了很多。我从半年报上看到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通辽工厂，归还财政拨付给我们的补助款。

有人说，财政的钱是最好拿的，拿了就拿了，没有人还的，但是我对福耀人说：“做企业不仅要取信于客户，还要取信于政府和社会。”还钱的行为本身，就是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因为你没有去钻那些空子，没有把企业的收益建立在社会的损失和对其他人的掠夺之上。

为了表示还钱的诚意，我专程飞到通辽，亲自告诉傅市长，感谢政府在企业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的手，现在，企业有了利润就一定要还上。我们还钱一事，给当地政府留下了深刻印象。

市委书记那顺孟和在一次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件事，感慨说，这么多年来拿了财政补贴又归还的，只有福耀一家企业，真没有想到一家民营企业会这样“讲信用”！

我们还曾经在某地投资了8,000万人民币修建了一个砂矿（硅砂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然而当地的硅砂质地比较特别，需要一种特别的清洗剂洗过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原料。但经过这种清洗剂处理之后的废水有污染。

当地建议说，可以把砂矿的废水和污水处理厂的排水混合到一起稀释后就达到环保标准了，尾矿的固体废料则可以在采石场掩埋起来。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掩埋在地下的有毒物质会随雨水渗出去这一环境问题。最终，为了生态安全，也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我们还是忍痛割舍了前期投资，放弃了这个砂矿。

有一次我到德国出差，有位女士带着她的小孩请我吃饭，席间她随口提到，她的小孩前天跟同学打架，因为这个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中国制造”。那位女士解释说，在当地，“中国制造”是贬义词，代表粗制滥造、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

这番话让我有被深深刺痛的感觉。

短短二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令人悲哀的是，到了今天，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中国制造”的信誉却很低。

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故宫、颐和园以及各种古董、家具、书画作品，无不洋溢着我们祖先精工细作的敬业精神。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生产的产品却要遭此诟病，与祖先相比，在寻找财富的过程中，我们丢失了什么？

目前对企业家精神的宣扬中，社会舆论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几乎都将企业家的成功原因归结为冒险、勤奋、坚忍、有胆识、有魄力等，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价值观。

的确，前面这些品质，往往能帮助企业家战胜困难和挑战。但是真正的成功之道，老祖宗早就讲过，是“仁、义、礼、智、信”，只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才能保证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正道。

眼前利益对于遵守规则的人来说确是一种诱惑，如果轻易就范就会落入它的圈套。其实，坚守正道的人大可不必去抱怨，也不必把别人想得太坏。

在某种程度上，很多奸商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你怎么知道“别人都这样做”？往往是一只老鼠害一锅汤，当你认为无商不奸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才是害了一锅汤的老鼠。

说白了，还是缺乏真正的信仰和敬畏。我个人信仰和因果报应，别人作恶是别人的事情，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别人作恶与否丝毫不会减轻自己作恶的果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灵魂负责。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极需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这对中国来说，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商业良机。可是，假冒伪劣商品却像洪水般地涌入俄罗斯：鸡毛做的羽绒服，穿一周就坏的“礼拜鞋”，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等。

尽管少数“倒爷”的腰包肥了，但是中国制造在俄罗斯的名声及信誉却毁掉了。俄罗斯人曾经非常喜欢中国的轻工产品，但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结果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造假伪劣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

2011年6月16日，，我与俄罗斯卡卢加州州长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关于实施在卡卢加州修建汽车玻璃制造厂的投资项目协议。我认为，我们福耀生产的汽车玻璃，一定能够带给俄罗斯人民不一样的感受，从而提升他们心中“中国制造”的地位。

今年，由于我的一些慈善举动，媒体称我为“首善”。其实，相比慈善家的称号，我更喜欢人们称我为企业家，因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从做企业开始的。

有一个误区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和纠正。企业是否坚守了商业伦理道德、是否承担了基本社会责任，与企业是否做慈善是两回事。

真正关心捐助对象生存状态的人是在爱心捐助，但是也有谋求不义之财的人在捐助，沽名钓誉的人也在捐助，总之，什么样的人都可能在做慈善。所以捐款本身并不能代表你有道德。

不客气地说，有些人坏事做过头了也会去捐款。像三聚氰胺这类许许多多给食品投毒的事件，跟谋财害命有什么两样？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人，捐再多钱又何来道德可言？

我的观点是，慈善捐助无关企业责任，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和商业伦理中不存在慈善捐助这回事。媒体宣传善行没错，但最好不要误导公众。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诚信守法，把企业经营好。

慈善捐助对我个人来说，则是一种品行修炼的方式。中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布施就是第一条。我从小苦过，在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尝够了贫穷的滋味，穷日子对于我是刻骨铭心。因此，当我有能力和余力，可以帮助一部分人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这样做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有的慈善捐助都是以个人名义，我从来没有拿公司的钱来做慈善。我没有权力拿其他股东的钱去做捐助，这不公平。

2011年４月，我把3亿股福耀股权捐出，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接下来，我将在一年内退出基金理事会，五年内我的家族将全部退出。按照我的心愿，河仁基金会将像国际上市公司一样管理，保证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让社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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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企业家的责任有三条：国家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因为有你而富足。做到这三点，才能无愧于企业家的称号。

我到国外出差，外国的合作伙伴很尊重我，他们认为你很不容易，国外的汽车玻璃企业有百年历史了，而你在短短20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它们，很了不起。这是我作为企业家非常自豪、非常得意的事情。

中国制造的福耀玻璃如今成为国际知名品牌，我更大的心愿是让它成为百年老店，满足“全人类对玻璃的需求”。这个心愿如果实现，我作为企业家的苦也就没有白吃。

（本文由本刊前高级编辑王海杰采访并整理，

作者简介：曹德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原文《一块玻璃背后的信仰》

刊登在《商业评论》2011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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