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玻璃不叫玻璃,很贵很不一般,是中国人喜欢的宝贝,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玻璃制造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前文提到，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西方的玻璃制品传入中国，到了汉代以后，玻璃制品更大量传入，成为人们喜爱的珍贵物品。随着西方玻璃制品的输入，其先进的工艺技术也传到中国，实现了玻璃制造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最早借鉴西方玻璃工艺水平的是广州的玻璃制造业，他们按照西方玻璃生产的配方，制造出国内早期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葛洪(290－370)《抱朴子·内篇》就曾讲到当时进口的中东玻璃碗及其在国内仿制的情况：

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作之者。

水晶碗，即为透明的玻璃碗；合五种灰，就是要以五种原料成分配制。这时交广和中东地区通过印度有贸易往来，故此可能掌握了当时中东玻璃制造的一些技术，而专家对埃及古代玻璃的化学分析与鉴定结果表明，硅土、苏打、石灰、镁和氧化铝是其玻璃制造的主要原料。葛洪记述中虽没有明确说明是哪“五种灰”，但其指出主要由5种原料配制而成是正确的，由此也说明葛洪所谓水晶梳“合五种灰以作之”的工艺是有根据的，而这一工艺也的确为交、广两地的玻璃工匠所掌握。埃及玻璃碗由于它的耐高温性能，比中国琉璃碗更能适应骤冷骤热的要求，因而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广州的玻璃工业吸取了先进的埃及工艺，按照埃及玻璃配方制造出本国生产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以及其他其他日用器皿。考古发现表明，这时广州的玻璃工业除生产透明玻璃碗外，也制造其他生活器物。这些器物的形制、种类、装饰图样，都突破了以往国内生产中的传统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从而使南方玻璃制造业超过了北方地区，走在国内前列。但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南方玻璃的生产大约在4世纪以后逐渐失传。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

所以，玻璃制造技术还有待于再一次传入中国。一般认为，西方的玻璃制造技术是在北魏时期传入中国并得以流传的。方豪指出：

自汉以来，中国即有西方传入之玻璃器，然至第4世纪止，尚不能自制，读西晋潘尼《琉璃碗赋》，知其仍从西域传来；及第5世纪，则至北魏之大月氏工匠，始授优良玻璃器制造法，并传至江南南京一带。

据《魏书》及《北史》记载，北魏太武帝时（424-452），“有大月氏商贩在京城烧铸琉璃……乃召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以为神明所作”。《魏书·大月氏传》中的一条记载：

世祖时，其国人(指月氏)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宿白说：“这段记录很重要，是西方玻璃技术传入我国的最早的明确的记录。《北史》记载的大月氏商人，应是指大月氏地区的商人，大约也是粟特人。粟特人的玻璃技术是从萨珊学来的。4世纪中叶，萨珊战胜东罗马时，从东罗马俘虏了不少工匠，其中应包括玻璃匠师，近年在伊朗吉兰一带的4世纪以后的遗迹中发现了不少萨珊烧制的玻璃器。”

这段史料说明了在这时，在继续输入西方玻璃制品的同时，还输入了西方的玻璃制作工艺技术。大月氏商人将琉璃的采矿、制作等全套技术传到中国，中国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开始成批生产。由于这种透明亮丽的多彩玻璃的成功制作，使得原来被中国人视为珍品宝贝的域外玻璃不再是稀奇之物了，“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段史料长期以来也被中外学者看做是西域玻璃制造技术，即钠钙玻璃制作技术传人中国的证明。宋代人程大昌在其《演繁露》卷三“琉璃”条下，就以月氏商贩铸石为五色琉璃为依据，推断“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独不闻所谓真琉璃也。” 

不过，我国学者沈福伟特别强调大月氏人传入玻璃制造技术的埃及渊源。他指出：“这个精通玻璃制造法并贩运玻璃制品的大月氏人，大约正好来自亚洲南部的玻璃制造中心塔克西拉，那里由于素来和亚历山大里亚玻璃业交流技术，一直在玻璃制造方面处于先进地位。”

另外，《北史·何稠传》还记载：“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何稠是隋朝时人，隋开皇年间官至太府丞。他博览典籍，多识旧物，制作绝巧，织造、和机械方面都有发明。在辽东战役时，宇文恺渡辽水造桥不成，何稠造桥两日而就，又筑行殿，令高句丽人惊为“神功”。何稠是西域昭武九姓中何国人，他也有可能将西域玻璃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当时他所烧造的“绿瓷”，就是玻璃。

前文提到，中国古代玻璃的基本成份在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时主要以铅钡为主。进入南北朝后西方钠钙玻璃传入我国，这种玻璃质地比铅钡玻璃强度大，耐热性好，加之西方吹制法的传入，使中国玻璃工艺有了较前期更快的发展。最迟在北魏时期，中国已掌握玻璃吹制技术，可以吹制器形较大的薄壁玻璃容器。这时期的玻璃器比较常见的是玻璃珠、环等小型装饰品。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出土的一批中国器形薄胎玻璃器就是例证。透明玻璃瓶用来盛装舍利子成为佛家供物，大量的玻璃珠被制成璎珞装点佛像与佛堂，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的玻璃工艺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隋唐玻璃器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陈设品、生活用具玻璃器的制作上，主要是玻璃瓶、玻璃茶具、玻璃杯等。隋代玻璃器的出土数量较多﹐制作精致。最突出的是西安郊区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其中有高铅玻璃﹐也有钠钙玻璃﹐造型与当时的瓷器相似。唐代玻璃器继承隋代传统﹐高铅玻璃与钠钙玻璃并存。湖北郧县李泰墓出土的玻璃瓶是唐代玻璃的代表作，出土有 2件黄色矮颈瓶、1件绿玻璃瓶和 1 件绿玻璃杯，这 4件容器的器型较大，都是典型的中国器型，但玻璃的成分却不相同。黄色矮颈瓶含氧化铅高达64％，是高铅玻璃；而绿色玻璃是钠钙玻璃，含较多的钾和镁。唐代寺院塔基还出土了一些薄壁小型玻璃舍利瓶。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余件精美玻璃容器，其中1件玻璃茶碗和1件玻璃茶托子属于同一套茶具，与唐代流行的白瓷茶具形制上完全一致，应是中国制造的玻璃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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