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死亡之歌——西方部分作家群像(三)

“他的荣光不会有任何减损，而我们的荣光却失去了他。 ”

——莫里哀悼文

死亡如同情欲，如同贫穷，它本身并不使任何作家显得更加高贵，因为如果说作家这一身份的神圣天职是找到某种叙说的意义，找到它们自身的结构，那么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寻找的过程中，死亡始终保持了尽职尽责的态度，紧握他们的思想，让他们消失在这意义与结构中，消失在未尽而不必要的阐释里。

作家的思绪是飘散在他们周围的一种“场”，这种分散的，不确定的东西能够也只能够通过死亡得以重新聚合，成为一个唯一的效果，死亡是这效果唯一的镜子。通过疾病，通过意外事件，通过不在场，如同那科索斯。

他们这样迅疾坚定地奔向最终的场所，致力于在奔跑的过程中打破那些隐秘的规则。由此看来，死亡并非是一件自然事件，而是作家在一瞬间终于破译了不可说的符号，并使自己终于成为这小小的死亡之符号。

维吉尼亚·伍尔夫

“亲爱的人，我很确定我会再度陷入狂乱，我们一定熬不过又一次的煎熬，而这次我将无法康复，我开始听见呓声，也无法专注，所以我这么做似乎是最好的。你给了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已经竭尽所能对我付出了一切，我知道我毁了你整个人生，没有我你就会海阔天空，你会的，我知道。

你看我连封书信都写不好，我只想说，我一生的幸福都是你赋予我的，你对我百般忍耐，对我体贴无以复加，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除了你对我的好，我不能再拖累你的一生。再没人能像我们这样，曾拥有如此的幸福。维吉尼亚。”

1895年伍尔夫母亲逝世，伍尔夫第一次精神崩溃，1904年父亲去世，同年五月，伍尔夫试图跳窗自尽。十二月，伍尔夫在《卫报》发表文学评论，后加入受到热议的布卢姆茨伯里圈，1913创作《远航》后精神病发作持续九个月，1925年出版《达洛维夫人》，1927年出版《到灯塔去》，1931年出版《海浪》，1941年二月完成《幕间》的写作之后，同年三月用石头装满衣袋，投入乌塞河，终年59岁。

她这样醉心于自我消耗，醉心于一切自然、伟大甚至是偏激的美感，凡是她认为具备了这些特点的事物和品性，她都竭尽全力去描写，去奋力追逐，她可以为写作消耗自我，有时候她也做出痊愈的迹象，最终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时刻，一个早已出现过的征兆之处献出了自己。

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谈论如何写作，谈论如何增加趣味，谈论那些前人几乎已经写尽的情节，模仿那行吟诗人的古老声音，而那真正的“属于我自己的声音”，那必须通过艰苦的思考，数次的粉碎与重建自我才能够找到的天地，我们怡然地舍弃了，无动于衷。

这并非因为思虑过周，而是因为愚蠢。于是我们流于一般，这过程甚至都没有对我们产生印象，也许我们也兢兢业业，但我们任由自己冷却了。伍尔夫是热的翻腾的海洋，她裹挟了自己，裹挟了途径她的人，最终回到她自己。

读者有一种怪异的癖好，期冀在某作家身上呈现出完全对照甚至是彼此分裂的人格，以此来满足个人无端臆想，伍尔夫常被刻画为拥有所谓“优雅与病态”并存的精神，更有甚者认为这是她的常态，我无从了解这种臆想究竟是来自何种极度需要满足的渴望，所幸的是她的创作欲如此辽阔，任何臆想都无法对其进行诱惑。

西尔维娅·普拉斯

“我看见我的人生像小说中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枝繁叶茂。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的枝丫上，饥肠辘辘，就因为我下不了决心究竟摘取哪一枚果子。我哪枚都想要，但选择一枚就意味着失去其他所有的果子。”

是否有可能，人们说着“少女”，说着“诗人”，说着“活着”或“死去”，然而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是否有可能人们从未见过或了解过那些真正重要之事，在一切文明与发展的背后还是停留在表面？是有可能的，并且通常都是如此。

普拉斯于1963年2月11日，终年仅仅31岁，留下一部诗集《巨人及其他诗歌》和长篇自传体小说《钟形罩》。格林伍德有可能在《钟形罩》的“榜样缺失”中重塑自我，普拉斯在这部长篇作品里，如同她在那些诗歌里一样，她暗示死亡是唯一能够存在的场所，不能软化，不能失去，只能消失。

普拉斯不是那种从情绪中跳出进行自我观察的作者，她向来与自己的敏锐同为一体，那种势不可挡的精神直觉到达感性的极深处——伸进火中的双手，玻璃容器，赤身，空荡荡的牛奶罐，拱形天空——如果我们一辈子都保持锐利呢，一辈子都保持等待被照亮的姿势，生活挂着浅灰蓝色的沉重幕帘。

需要等待，在空无一人的幽冥花园里等待，在黑暗里等待，在钟形罩中等待，保持锐利的一生通常不会太长，然后，在尽头，诗人或许最终写出了几行好诗，但这诗不再是，或许说它从未是某种绝妙的发现，而是在这幽暗处里最终得出的几行经验。

路易斯·塞尔努达

“最终我跃进水里，波涛几乎没有搅动海面，我安静地游向海的深处。远远地我看见泛灰的海岸线，还有一小块白色是我滑落的衣服。

他们回到沙滩，在夜色里呼喊我的名字，在我的裹身物周围寻找我，无生命的衣服像空荡的身体，而我在黑暗里不可见地凝望他们。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世生命，仿佛当我们已不存在，还能如此凝望着这地方，和这些我们爱过的身体。”                       

一个异端，一个孤僻的人，，对于塞尔努达来说乡愁的无望与无解在于他将无法回归那个曾经的伊比利亚半岛故国，无论是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或是右派高举着“国家”“民族”这样的大旗，他回不去了，却无法到达想要到达之处，，他的同性恋身份，他的不合时宜在地面上找不到落脚之处，于是成诗。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从未有过选择是否破碎和焚毁的机会，我们也从未有过选择诗人的权利，是他们选择了我们，是他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塞尔努达的《奥克诺斯》，这本西班牙诗集的封面是一种“奇特而温暖”的颜色——塞维利亚红，欧洲南端的安达卢斯重镇满是刷成这种颜色的土墙，这是塞尔努达从未在诗作中提及的地方，是他的颜色吗，我们能触摸着这封面送去安慰吗。是他依然在安慰我们。

阿尔贝·加缪

“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而未余温尽失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异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读桑塔格，她提到：“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加缪的死亡过于突然，但只有这种突然才配得上他，那三条路：肉体的路，精神逃避的路，坚持与荒谬斗争的路。“那些照片令人难以忘怀，显出一种随意的美。他嘴里总是叼着一支烟......怎么看这都是一张理想的脸：孩子气，英俊但又不特别英俊，瘦，粗糙，表情既认真又温和。谁都想认识这个人。”《纽约客》2012年的一片旧文上，也对加缪极尽赞美。

生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荒谬的存在，它们有时是让人乐于接受的椭圆形状，有时候是尖锐的几何形，在西西弗斯的山上，在审判场，，里面有一种坚忍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因为警醒世人而招致怨恨，因为使人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而令人惊厥，我们无法接受熟视无睹的一切，也无力结束它们。我们能容纳一切，却容不下这英雄主义。

加缪是个活在二十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无论是他对于的无所谓，或是他曾经列出的“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的心爱之词，他像个骑士，对着虚无，对着荒谬冲锋陷阵，他是风带来的，显得孱弱而温顺，永远留在那个属于他也只属于他的战场上，而当所有的骑士都失败了的时候，他会唱起歌。

土地、子宫、黑暗、潮水，死亡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它们成为相同的事物，子宫，你的宫殿，当你离它而去时，泥土已经开始为你搭建另一所安息之处，它不会更加寒冷，也不会更加隐蔽，你的肉体与你这样泾渭分明，你带领它通往的精神，它会因这意志而不朽吗？

它会回到某个点，而你的意志是一条环状线，你与自己闭合，于是其他圆环与你始终是安全而亲密地疏远着，这是生与死，创作与陨灭的自然重叠。我们之所以还不能立刻死去，是因为我们所信仰与追求的是那条圆满的环状线，我们需要与自己的精神闭合，这是我们的不死之因，而但凡有有任何可能这信仰与追求得以实现，这也将是我们的不朽之因。

注：标题出自洛尔迦《小小的死亡之歌》；

图片来网络。

《纽约客》旧文：

Facing History | The New Yorker -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4/09/facing-history?utm_source=qq&utm_medium=so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