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谬论为何大行其道?多难兴邦又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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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风灵（微信号ID:flthinking）

文 风灵

破窗谬论可谓是经济学最常见的谬论，著名的《一课经济学》的“一课”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分辨与分析这一谬论，千变万化不离其宗。

黑兹利特开篇讲了个小故事：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破了面包店的橱窗，店主怒气冲冲跑出来，男孩早已逃之夭夭。看热闹的有人安慰他，玻璃碎了很是可惜，可也有好的一面。玻璃店有生意了，新橱窗要250美元，玻璃店多了这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那些商家有了生意，又会向更多的商家购买东西。小小一面破橱窗，竟能够连续不断地提供资金给很多商家，创造许多就业机会。结论便是：扔砖头的熊孩子，不但不是社会的祸害，反而造福了社会。

从巴斯夏到黑兹利特，早已精辟地批驳了这个结论的谬误之处。关键在于，购买新橱窗的250美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面包店主已经有的，即使他不购买新橱窗，也会派上其他用场，比如买一套新西装，而无需砸破窗户的熊孩子来当“媒介”。就算面包店主什么都不买，只是把250美元存起来，这笔储蓄也会通过金融市场进入经济体循环。窗户没有打破时，店主有一面完好的橱窗和250美元，而窗户被打破了，店主就只能用250美元新买一面橱窗，他的财富减少而非增加了。可见，打破窗户并不能增加财富，只是转移了财富。这就是巴斯夏强调的“看得见与看不见”，整个把戏不过是从看不见（潜在）的西装转移到了看得见（现实）的橱窗。

道理非常简单，也符合我们的常识。现实生活中，没人喜欢蚀财遭灾，也没有人认为把自家的窗户砸了房子拆了是在做好事。虽然确实有些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公然赞美各种天灾人祸，宣称地震、洪灾、飓风以及战争等，是拉动经济的火车头，但很少有政府直接以此为操作手册先破后立。但别高兴得太早了，破窗谬论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更为隐蔽。

实践破窗论，不一定非要先把窗户打破。回到开篇的故事，破窗论的实质是财富转移，通俗说法是拆东墙补西墙，而不是财富增长，更确切的说，是强制性财富转移（因为橱窗被打烂了，你不得不赶紧换上新的以解燃眉之急）。以强制性财富转移为特征的经济政策都可以归为破窗谬论的应用和变种。

比如公共投资，所需资本不是政府创造和积累的财富，而是从民间以税收等方式强征而来，实际是把民间投资变成了公共投资；产业补贴，是以其他优势产业来补贴劣势产业；，把消费者的财富强行转移给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产业”；还有经济危机时的“救市”措施，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效率低下的企业，等等。

不创造财富，只转移财富的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是因为做出决策的政客们缺乏经济学常识需要补课么？如果你这样认为，恐怕是图样图森破了。

小学生能懂的常识，政客们不可能不懂，即使不懂，也可以很快学会。然而，懂道理又如何？有句话叫做明知故犯。

首先，破窗谬论中的代价看不见，因此无法追责，而成效看得见，因此可以邀功。看得见的自然压到了看不见的；其次，破窗谬论把看不见的变成了看得见的，这样的把戏可以不顾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运用外力实现某些特殊目标，轻松又简单。想要扶持玻璃店，就砸烂窗户，或者直接征税补贴玻璃店；想要扶持建筑业，就拆掉房子，或者直接征税新建工程，以此类推。

对自利的政客而言，特殊目标往往比人民的普遍福祉更为重要，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第一、破窗论有助于实现短期繁荣。凯恩斯有名言“长久来看，我们都死了”，对政客们而言，更确切的是，“长久来看，我们都下课了。”只要在台上时数据好看，之后哪怕是洪水滔天？比如，公共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拉高GDP，并在表面上“创造”（实则是转移）一些就业机会，因此深受政客们的青睐。这样在连任或换届时，政客们就可以宣称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至于以什么方式解决就业，是用勺子挖运河，还是挖坑-填坑-挖坑的无限循环，就没有人去深究了；金融危机时，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措施，也是为了经济不在当下的任期内崩溃，至于是否透支了过去的储蓄和未来的税收，人民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了。

第二、破窗论有利于某些特定团体。，有些人数不多的团体却有着影响政策的能力。政客们也会刻意讨好这类的团体，比如以和补贴的形式保护他们免于竞争。在法国、等国，农业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几，但农产品的补贴却不少。，而纳税人和消费者成了牺牲品。上一波金融危机时，政府不惜血本挽救积弊丛生的通用汽车，以及华尔街的各大巨头，也是因为这些行业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次要目标。但总而言之，都不是出于经济考量，。因此，要消除破窗谬论的影响，不能光靠普及经济学常识，而要改变制度，改变政府和政客们的行为激励。把政绩与经济挂钩，似乎天经地义，但这恰恰正是破窗谬论大行其道、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

“多难兴邦”错在哪里？

来源：沸腾(微信号ID:xjb-feiteng)

“多难兴邦”之说，最早可溯至《左传·昭公四年》晋平公与司马侯的对话。那是春秋时期，鲁昭公即位第四年，楚灵王欲效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之举，请天下诸侯到楚地会盟。收到邀请的晋平公就此与司马侯争论，他说，晋国有三点优势，可以免于危险，“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司马侯则答：“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恰恰是三点危险。关于第三点：“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在此，“或多难以固其国”，与“或无难以丧其国”对应，只是一种可能，而非一种事实，只是一种偶然，而非一种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今已过2500年。此间，“或多难以固其国”渐渐简化为“多难兴国”、“多难兴邦”，内涵却日趋丰富：有时是一种假设，与“殷忧启圣”联用，以唤醒国人的危机和忧患意识；有时则是一种激励，“多难”正在发生，希望国人不避水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兴邦立国；有时却沦为一种欺骗，以未来的“兴邦”，为眼前的“多难”辩护，说服国人接受“多难”的残酷现实，不仅以“多难”为必要，还以为合理，不仅以受难为合理，还以为荣耀。

由此三种情形，可见“多难兴邦”的内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难既可兴邦，却也未必能兴邦，苦难多到一定地步，则可导致丧邦。其内在的逻辑，全然断裂。其实许多约定俗成的汉语，皆是如此症候。如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谈误国”，结合历史可知，空谈者的力量，欲缚鸡而不得，谈何误国呢，“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误国者往往另有其人，却惯于把罪责推到空谈的知识人头上。对这些词语，若不加辨析而纳入口中，不仅有碍表达和思想，长此以往，还将使汉语被败坏，患上各种结石病。

再说“多难兴邦”。它的问题，仅仅出在内部吗？一个说法，能够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会与文化基础。“多难兴邦”风靡的背后，则关乎中国人对待苦难的态度。

苦难在中国，俨然形成了一种美学和哲学。从上古开始，中国人便被教诲，要成功，必吃苦，孟子那段话，简直家传人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马迁《报任安书》则一一举证：“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令我感触良深的一言，却非出自这些先贤。大学军训，连长欲立下马威，教训我们：看看你们那张脸，是个什么字？苦！这说明什么呢，人一出生，就要吃苦，死了死了，至死方了。然后大谈吃苦的必要性，口水纷飞，天花乱坠。这厮眉毛和嘴角下垂，一脸苦相，堪为其言论之注脚。后来我和他混熟了，问他吃苦谈是不是他的伟大发明，他摇头，说刚进部队之时，教官便这么教训他们，估计是老辈相传，不知渊源。他觉得极有道理，便牢记在心。岂止是他呢，蛋总说过，军训三周，唯一收获即连长这句话：人的脸，就是一个苦字。

恕我孤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像我们这样，热衷于教育人们吃苦，极力发掘苦难的价值，以至生出了一种对苦难的痴迷与膜拜，苦难被道德化，承受苦难被赋予道德色彩；不愿吃苦、逃避苦难，反遭鄙弃。实则人性本身，不是趋苦避乐，而是趋乐避苦，正如不是舍死忘生，而是贪生怕死。固然可以视前者为美德，却不必因此鄙薄后者。后者可谓人类的本分。当本分被毁弃，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苦难美学与哲学，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础之上。这种拔高，实质上则是拔苗助长，要求人人皆为英雄、圣贤，敢于吃苦，甘于吃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坠入深渊。

对此，狄马兄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荒谬的苦难哲学》）这句话不难理解。在吃苦与享乐之间，你选择吃苦，也许还能谓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个选项，甚至你连选择权都没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么你的行为，则与德行无关，强迫你吃苦的人或权力，显然违反了道德原则，也许它们便是苦难的源头。

我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吃苦并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种自由选择，便无关道德，不该受到赞扬。我们谈论苦难，不能遗忘了人性与自由这两个要素。

基于此，可知苦难绝不是越多越好，“多难兴邦”的前提大成问题。尽管要生于忧患，尽管要居安思危，尽管要昼警夕惕，然而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人，真正希望“多难”，你祝福一个人、一个国家“多难”，不是被怀疑居心叵测，就是被当成神经病。倘将苦难分作天灾与人祸，天灾无可阻止，人祸自然能避则避，越少越好。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一个错误：违背常理和人性。

多难而兴邦，其实只是小概率，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万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写出了《周易》，千万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则在苦难之中沉沦、死亡、湮没无闻，换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还有多少人情愿受难呢，此中概率，不难测算。反观史册，多难之于国家，兴者少，亡者多，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二个错误：违背历史。

就苦难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能否兴邦，并不取决于苦难的多寡，而取决于国家对待苦难的态度：正视还是遮蔽，迎战还是逃避，铭记还是淡忘，反思还是麻醉……若是后者，一次灾难也许无法伤害一个国家，一百次灾难却足以摧毁一个国家，这叫“多难丧邦”，它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多难兴邦”。

对“多难兴邦”的大肆宣讲，并非对待苦难的正确态度，因其重心，在于“兴邦”，而非“多难”。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论。结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对原因的反思。一旦“兴邦”，谁还会去在乎“多难”呢，当“多难”的意义被放大，谁还会去追究它的成因呢？由此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种情形：“多难兴邦”的宣讲者，恰恰是“多难”的制造者，他们拼命宣讲“多难兴邦”，就是为了让国人忍受“多难”的现实，漠视“多难”的根源。殊不知此举本身，便是一种灾难，宣讲者所陷入的悖论，直接解构、颠覆了所宣讲的内容。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三个错误，可谓最根本的错误：违背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