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松 艺术评论人
“葛宇路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今天的传媒世界里是极其漫长的,有些曾在微信朋友圈热议过的人,都要经过多番提醒才能恍惚想起。
一名叫葛宇路的人,2013年前后在双井苹果社区附近找到了一条没有名字的道路,随后贴上了用自己名字制成的路牌。2014年,高德地图上便可以搜索看到“葛宇路”,葛宇路于是“开始制作符合现场环境的正规路牌”。2015年,百度地图也出现了“葛宇路”
从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的偶然发现,到在北京寻找“无名道路”、有计划地“开路”再到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上展出被媒体曝光,“葛宇路”的路牌、路标设立(既成事实)已经近四年了,陆续被收进了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谷歌地图,并随着快递、外卖小哥的使用而进入了“千家万户”。有不少人知道“葛宇路”(Geyu Road),也有不少人知道葛宇路(Ge Yulu)——语言游戏让大家觉得很有趣,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实体,要时刻注意分辨哪个是人、哪个是路,爆红的则是两个“葛宇路”的合体(Ge Yulu+Geyu Road),从网络媒体、自媒体到主流媒体(报纸、电视)引发的一连串社会效应,这种几何级的能量增长,使其瞬间成为一个新闻热点,朋友私下里开玩笑说,就冲央视专题新闻这一点,“葛宇路”的市值即可比肩某某子。艺术地看,所有这些包括在传播中发生的各种变形,都应该看做是“葛宇路”这件作品的组成部分。
曾经地图导航定位的“葛宇路”
葛宇路自己的“先天优势”(名字中“路”的一语双关),只是一个偶发的情节(叫“××路”的人多了去了)。这种改头换面的做法如果没有被收录到地图中、没有真正进入日常生活而只是一件“艺术展”中的“作品”的话,也没多大意思——以艺术的名义耍的小聪明越来越稀松平常令人疲倦。葛宇路掏空了内容,将语言的外衣嫁接到社会组织中,利用在线地图、导航系统的帮助,让使用者作为其内容。但大众传媒的介入,又改变了葛宇路(Road)的命运——“葛宇路”被拆掉,换上了“百子湾南一路”的牌子。
“百子湾南一路”路牌上岗,北京再无“葛宇路”(图片来源:扬子晚报)
2015年,路政工程已经对葛宇路上的路灯进行了统一编号。但道路规划、施工、标识设计以及命名等本身有一套法律法规,是通过城市管理的手段对现代生活和人的行为方式所作的空间规范,很难想象智能管理如此发达的今天在首都还有一条“无名”道路等着“被发现”,葛宇路的查漏补缺进入到了公共生活表象之下的系统结构里,后者会本能地产生抗体作出回应。当葛宇路的导师宋冬在“葛宇路”上等待葛宇路的时候,网络社区无名者偶然、自发的信息传播效率显然不能和机体有组织运行相比,所以注定等不来“戈多”,只能检测网速。进入公共空间的“艺术”终究免不了要与公共机体面对面,它却借力打力靠公共的脉络送了服务上门——未经确认的消息说,全国各地都在以此为鉴清查无名道路。所以,宋冬认为“葛宇路”是一件公共艺术作品,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但提起公共艺术,总让人不由自主地往歪处想,脑子里冒出的净是那些散落各处、以公共为名的实则建立在意淫公共之上的“艺术”,更让人糟心的是,偏偏是那些粗制滥造的菜雕和城雕——比如各种头上顶个球的雕塑,在公共系统中被“艺术化”之后,耳濡目染“培养”了大众的“审美”。在这样的审美赞助人面前,走再多的路都是冤枉路,举手投降是艺术唯一的出路。
搜狐网曾于2012年发起"2012年首届全国十大丑陋雕塑评选"活动,图为部分入围的“辣眼睛”的雕塑
最近几年像葛宇路、胡尹萍等人的艺术走的是另一条路。胡尹萍从2015年持续至今的项目“小芳”,也是从个人的偶然出发连接到一个大的结构上才发生作用的,“小芳”搭载的是中国发达的网购以及支撑网购的物联网体系。这些在物联网或互联网世界中形成的交互空间,是以往的艺术所不曾面对的,是以信息构建起来的新型公共空间(虚拟是一种状态),它既是媒介,又是力量博弈的现场,也是各种不可能性发生之处。这条路上的艺术,当然没有那么强力的“作品”的“形态”,收藏、展出、呈现都与以往的艺术不一样。这样的艺术本质上更像是一段嵌入的代码,作用像大巴车上的救生锤,只需轻轻一下能把一块玻璃敲的炸裂四散。艺术家的工作不是在玻璃窗外涂脂抹粉打情骂俏,也不是做擦玻璃方法的理论研究,是要找到自己的小锤子,找到玻璃的敏感部位,敲下去。
胡尹萍在箭厂空间的展览“小芳”。2015年底在回四川老家的一次探访中,胡尹萍发现母亲和镇上很多妇女在编织一种毛线帽子。 帽子低廉的收购价格令她极为难受。随后胡尹萍虚构了一个名字叫“小芳”的帽子商朋友,并介绍她和母亲做帽子生意,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胡尹萍目睹着价格的提高给母亲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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