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古建异地保护是个伪命题

在城市化运动的疯狂自负中，那些古建筑遗存自然成为利益集团的最大羁绊。，狂妄的铲土机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毕竟一个与权利的公民社会正在的土地上成长。利益博弈、非暴力协商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文明和规则使强势集团有所忌惮。但是，正如所有的邪恶生长一样，都要为其邪恶的生长寻找理由，藉此寻找继续邪恶生长的路径。邪恶的欲望并不因善的存在而自行消亡。既然城市化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存为代价，那么利益集团也会祭起保护文物的大旗。，反而使其萌生了新的阴谋。毕竟“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只能使建筑师的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的血液沸腾，而广大群众则总是成为牺牲品”（雅各布斯）。历史文化遗存在邪恶的势利中自然也在劫难逃，势利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它从来都不会同情弱者，不会敬畏历史文化，从来都是为利益而不择手段。时下，在城市改造中，关于文物被毁、古建迁移的噩梦不断，当利益之手不能直接毁灭文物古建之时，异地保护便成为最大的寻租路径。在这个幌子之下，将古建拆毁在异地重建便具有了道德和行为的合法性。

其实，异地保护是一个伪命题。异地保护虽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文物保护的不得已，但从本质来说已不是文物的保护问题。对文物本身来说是一种水中摸月的自我欺骗，对于开发商来说，才是利益攫取的理由和机会。，一般情况下，文物保护单位不得迁移，特殊情况下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时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从立法目的来讲，移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在特殊情况下，并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就说明原则上不可移动文物是不得迁移的。立法目的在于限制地方政府的拆迁冲动，在于避免不可挽回的惨痛教训。如果允许古建异地保护，那么在利益的绑架下，故宫和长城也能找到在内蒙古草原异地保护的理由。根据司法解释“特殊情况下”指的是涉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全民族的生死存亡以及共同体的重大利益，显然不能是开发商的商业利润，也不会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如此提高异地迁移的批准位阶显然是为了严格控制此类“特殊情况”的存在，而“特殊情况”的判定也不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所在。这里显然又考虑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和利益链条，考虑了那个共生互利、环环相扣的利益同盟，所以，才用最高的行政层次来限制“特殊情况”的增多。这样的立法背景，一方面立法知晓“特殊情况”的存在，但极少发生，只是特殊但不普遍。一方面立法了解地方政府和区域都在尽力寻找“特殊情况”，努力扩大“特殊情况”的涵盖范围，尽量使司法解释被我所用。这样的立法限制非常清楚地方政府肆意扩大司法解释的行为后果，因为政府的行为后果与个人不同。个人的行为后果即便是错误的，但由于法律和群体的制约，一般在现代社会框架内很难有大的灾难发生。而政府则不同，政府的行为后果一般在目的的纯正掩护下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历史教训，所以，、防盗、防政府”的平衡制约理念。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古建的异地保护一般是不允许的，并且也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远非什么所谓的专家被利益捆绑后献出的民间秘方。立法中为什么被毁的不可移动文物只能实施遗址保护而不得重建，就是考虑到重建之后已与文物无关。不可移动文物被毁之后，连在原址重建的法律条件都没有，异地重建又有如何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异地保护的法律要件。

文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真文物，而不是提倡假古董。古建文物之所以成为文物并不在于它比现代建筑先进，而在其真。一所古建的不可移动性在于它完整地保存了历史信息和灵魂当量。一所建筑之所以选择这里，凝结着当时主人的各种价值取向，不仅是经济、安全、便利等，还有风水的、审美的、朝向未来期待的各种心理因素。从中既能找到当时整个城市、社群相互作用的影子，还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南北园林有着巨大的差距，民居也分别存在着自己的特征。即便在一座城市里面，选择东西方位的建筑也有着不同的心理期待，其中丰富的历史信息远非我们能够一时穷尽。古代建筑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还浸透着和谐理念，也就是很少有不礼貌的建筑出现，一般都尽量与周边的建筑关联，构成了无言的韵律之美。同时，一座古建筑在原址的存在，还能看到当时的社会气象，民居，则能透出那个时代的平民心理是否舒展。官衙，也能看到当时公权力的骄傲与谦卑。只有在原地的群落里，从其占据的地理位置才能了解这些无言的历史信息，如果异地迁移，这些建筑的周边信息将荡然无存。古建筑本身不是一堆砖瓦和木料的集合，而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范畴，是主人心理活动的物化形式，其中潜藏着历史主人的文化灵魂。因为建筑本身主要目的在于功能，透过古建的功能设计可以看到当时的认知水平，或看到当时的自然状况。其中不仅包藏着博大的风水理念，还有着与整个历史发展不可割断的文化联络，其深不可测的五行理论与方位配置更为现代建筑所不能理解。如果将其异地迁移，包含在古建筑本身的这些建筑信息也将随风飘逝。古建筑本身的不可移动性还在于建筑本身的建筑工艺。如同所有的艺术形式一样，一种形式只有在它的时代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唐诗、宋词不可重复。京剧、书法也都难以超过历史水平。同样的是，建筑本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创造能量，中国古建一般由土木构成，在那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土木工艺已经登峰造极，现代人无论用什么样的现代技能都无法望其项背，所以，任何异地迁移的古建只能是一种盗版形式，已没有了任何古建本身所特有的技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当我们走进一所古代建筑，会对这里的空间发生无尽的历史想像，这个特定的空间里曾经上演过为我们不知的历史故事，它的文物之美恰在于它的神秘。如果将其迁移，整个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迁移后的空间已不是原本建筑的空间，其中的历史想像也随之殆尽。

从审美的角度看，古建之美还在于它的历史沧桑，在于时间打在它身上的历史印记，像我们年迈的祖母，她的苍老不是一种丑陋，而是时空为我们镌刻的无以伦比的骄傲。只有她的亲人为她的高寿而自豪，从不会把她看作是衰败的负担，也没有任何子孙愿意去提前结束她的生命。蜗居在现代城市夹缝中的古建筑真象是这个城市的祖母，她虽然不能为你的GDP增长而呼风唤雨，但她能娓娓地讲给你悠长的关于这块土地的古老故事。如果将其杀死，用现代技术去异地复制，那么，不知还有谁去投向真正的历史敬畏，还有谁对这样的盗版故事愿意去侧耳倾听？文物保护保护的是文物，文物之所以成为文物就是因为它是历史真迹，异地的仿制品或建筑盗版已经与真迹无关，也已经与文物无关。

利益集团为了寻找拆迁文物古建的行为合法性，除了在法律上自圆其说，就是雇佣“专家”代言。在一条龙策划下召开为我涂抹的“论证会”，然后口径一致地向外发布“专家”的意见，这意见便是“古建筑与周边建筑不协调，必须异地迁移。”在利益面前，，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这些“专家”的话语权早已寻租出去，其本身也早已蜕化为利益集团的传声筒，成为权力和金钱驱使的工具。这些“专家”一方面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行业，或与行业根本没有关系，即便知道所说观点有悖常识和逻辑，但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要出卖自己的身份和灵魂，替利益集团找到行为的理由。，明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同胞和祖国有罪，。本来，在这个利益为王的时代，一些学者、专家根本就抛弃了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学术底线，为了完成世俗利益的积累，甘愿为权力和利益卖命。他们不再固守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而是附着在一种体制或集团之上，与社会有了某种固定的精神和物质利益上的有机联系，成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象征资本，他们便拥有了某种话语权力，，他们又是被统治者，深受权力和金钱的压迫。然后他们并不感到自身的悲哀和灵魂的丑陋，在谈到拆迁论证时即便是再有价值的古建，、正确和光荣。本来，九十年代以后的知识界有了更加深刻的价值分野，其专业化和工具化的发展使他们早就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怀兴趣，而利益面前的有机化，又使之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学者的使命天生是为社会的，因为他比任何一个阶层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这不仅是他掌握了某一学科的经验知识，还在于他对真理的兴趣，为此，真正的学者“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路易斯·科塞）。

更有意味的是有的地方为了达到快速拆迁古建筑的目的，连冒牌的“专家”、“学者”也不召集了，赶快只召集利益链进行“论证”。，干脆召集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及经济学院的教授进行论证。本来，古建一般所处的位置都是老城区，也是黄金地段，自然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在商人的眼中早已虎视眈眈，如今此类论证，无异于召集狼群讨论这只羊是否该吃。按理说，即便是经济类的教授也应该是讲真话的，也应该如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那样保持时代的批判良知。但是认知的局限和利欲熏心，早使其忘掉如何用人的方式说话，一心只愿为虎作伥。看来，利益逻辑有其存在的理由，在文明社会其利益的存在也不再露骨地凸显血盆大口，而是让其利益逻辑披上华丽的外衣。但不管其伪装多么美丽，毕竟无法掩饰其难抑的欲望，我们看到的还是它的本质。历史文化逻辑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文物逻辑与利益逻辑并不是天生的矛盾，只是利益逻辑的天生霸道、疯狂，根本没有去寻找利益平衡点的理性和善意，只是一心让所有的逻辑为己服务。

既然文物的古建之美在于它的真实性和不可重复性，其真实性和不可重复性在于其真，所以，异地重建或异地迁移的文物古建显然已不是文物本身，而是利益实现中的一种借口、一种怪胎。在这种强大的利益之下，那些为其代言的“专家”之声只能暴露其学术的无知、良知的泯灭、道德的沦丧，他们指手划脚的表演只能写入自己建构的耻辱。本来，古建的异地保护是一种天方夜谭，是一种文明社会上演的逻辑谎言，但为什么这样的伪命题大量存在、大量地吞噬我们的权利和尊严？在这场伪公共与真利益的博弈中，多了些“众声喧哗”（巴赫金），唯独少了些特立独行的公共正义。但文化的良知不容割断，任何狂妄的机器也无法完全消灭思想。发展城市文化必须从保护城市历史开始，保护历史又必须从保护古建着手，而保护古建必须先揭破谎言、还原真相，必须揭破欺世盗名的假命题。而在当下的公共领域，随着假命题的揭破便能识破利益集团与“专家”合谋的双簧，以此揭开那些为了实现切身利益的低级权术。只有如此，文化才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充溢在全体市民中间的精神气质，而不是某种精英或利益集团的玩偶、拐杖和工具。

2009年9月29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