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新进展让“金缕琉璃席”进入大众的视线，考古工作者根据棺椁内琉璃席的长度推测了废帝刘贺的身高。
说起琉璃，自然会想到西汉时的扬雄在《羽猎赋》中有“方椎夜光之琉璃”的句子，这里的琉璃即玻璃。早在《战国策·楚策》中就曾记载秦国派张仪去楚国游说，楚怀王献“夜光之璧于秦王”，这里的夜光璧就是玻璃璧。璧是中国重要的礼器，多为玉璧，但因供不应求，就出现了仿玉的玻璃璧。在世界技术史上玻璃是后起之秀。最古老的釉陶可以称为准玻璃，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釉陶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对它的成分分析，可以得出特定的玻璃珠子的出处或原料产地，有助于评估史前的玻璃技术与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关系。大约公元前25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西亚人开始制造第一批真正的玻璃珠。公元前2000年，埃及也开始生产玻璃。最早的玻璃器皿则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目前被发掘的最早的玻璃熔炉遗炉，是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350年的埃及18王朝的埃尓阿玛纳土丘。公元前1000年时，透明的玻璃制品已经在埃及出现。所以埃及的玻璃制品大量地存在于地中海东岸的遗址。大约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所有与玻璃制作相关的技术都已成熟，而吹制玻璃这项高难度技术最终也由罗马人在公元前50年搞定。这些年，科学家通过火焰光度测定法、比色法、光学发射光谱法等多种技术对玻璃的成分进行了研究，最后确立出几种古代玻璃的样本范畴，比如公元前2000年的玻璃标本主要来自埃及，这是一种典型的苏打—石灰玻璃，含有大量的镁；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标本主要来自希腊、小亚细亚和波斯，主要是富锑玻璃，含少量的镁和钾。而古罗马时期的玻璃与其他时期和其他地域的玻璃相比，锑更少而锰较多。根据这些元素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古代时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玻璃受哪一种技术、哪一个区域的影响更多。著名考古学教授林梅村认为，玻璃最早先传入西域，在新疆的拜城和塔城的墓葬里发现的一批工艺传统的玻璃珠，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年代可追溯到西周或春秋时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00年。这个时间比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现玻璃的时间要早得多。中原地区发现的玻璃最早也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例如河南辉县琉璃阁所出吴王夫差剑格上镶嵌的透明度较高的硅酸盐玻璃块，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随葬的越王勾践剑格上镶嵌的玻璃块，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随葬的玻璃珠串。这些玻璃仅随葬于王公贵族墓，说明玻璃在当时是稀有珍贵之物。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公元前四世纪的来自腓尼基的玻璃蜻蜓眼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来自公元前1400年的埃及。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蜻蜓眼”玻璃珠就通过西域进入了中原，受到当时王公贵族的极度喜爱。据林梅村先生统计，西域和中国“蜻蜓眼”玻璃珠出土地点自西向东为，从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斯基泰古墓到新疆轮台穷巴克古墓，再到山西太原赵卿墓，从山西长治分水岭再到河南洛阳中州和河南郑州二里冈，然后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根据这些玻璃珠的出土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古波斯统治中心到长江流域楚国的交通路线。而这肯定是一条活跃的中国－西亚的商旅之路。但也有专家认为，虽然古代制造玻璃的历史要比我们早，但其化学成分一直较单一，而中国从春秋到战国前期、战国到东汉、东汉到唐代、唐代到元代、元代到清代这6个不同历史时期，古玻璃化学成分有着较大差异，这都成为区别中玻璃的重要佐证。中国科学院的干福熹院士一辈子都和玻璃打交道，他通过科技考古得出结论，中国的玻璃也有自己的发展路径，最初应是从原始瓷釉演变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是与完全不同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这种玻璃到汉代已传播到中国各地，最远到新疆的和田地区，而且也传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玻璃在中国南方的兴盛应该主要得益于中西海路的开通。宿白先生认为，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原料很早就向东输出，到达印度西南岸，在公元一世纪中期已经到达印度半岛。长沙楚墓中出土有玻璃印章和玻璃璧，证明那时至少的玻璃原料已经到达中国的南方。也就是说，早在战国末期海上的中西交流之路已经开启。一方面中国人不断提高烧制铅钡玻璃的技术，一方面又源源不断地通过贸易输入更高级的玻璃器皿，罗马与伊朗的玻璃器皿在中国墓葬中屡屡出现就是佐证。我们一度认为出土的古代玻璃之所以不多，主要是因为它易碎。但有的专家认为，其实它并不比陶瓷易碎，很有可能，人们意识到了玻璃是可再利用的金属材料，经常把玻璃循环使用。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诗人白居易的“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所赋予琉璃的特点更多的就是代表了自己的情怀。署名文章及图片已刊登在光明日报，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长按左边二维码，识别关注公众号，或点击文章标题下“国际范儿”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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