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艳/宋代民船的管理与征雇

摘  要：与前代相比，宋代是民间造船大发展的时代。官府对民船实行造籍登记，由北宋临时性和局部地区的登记，到南宋逐步扩大民船登记制度，特别是对海船实行普遍登记。对民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物税两种税，有些种类的船载货物可以免货物税，但除非特别规定，一般不免除船舶税。官府在纲运、海防、赈济等很多事务中雇佣和征调民船，海防征调是南宋在两浙和福建为主的沿海地区实行的稳定制度。南宋对民船的管理和干预，以及其国家运行对船舶的依赖,都比北宋显著加强。

关键词：宋代  民船  管理  征雇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内河航运和海上贸易繁荣，推动了民间造船业的发展。有学者对宋代海船和航海人员数量做出了推估，虽然由于史料所限，难以确知宋代民船的保有量，但宋代海上和内河民船数量十分庞大是可知的。对民船管理的专门研究现仅见廖大珂对宋代，主要是南宋海船占籍、保甲和结社的研究，尚未有对宋代包括内河和海上在内的民船管理的全面研究成果。本文拟对宋代民船的管理作一系统的探讨。

一、民船登记制度

宋朝规定，民间不能拥有各类战船，即“诸私家不得有战舰、海鹘、蒙冲、黄龙、双利、平乘、八棹、舴艋、艓子等，自外杂船，不在禁限”。所谓“杂船”，即战船以外的各色船舶。北宋并未见普遍实行民船登记制，但局部地区会因不同的缘故对民船实行登记。宋仁宗朝，范纯仁知襄邑县，“时旱久不雨，纯仁籍境内贾舟，谕之曰：‘民将无食，尔所贩五谷，贮之佛寺，候食阙时吾为籴之。’众贾从命，所蓄十数万斛”。这是非常时期对商船实行的登记制度。宋神宗曾令河北“东自信安、保定军，雄、霸、莫州，西至顺安、广信、安肃军，保州塘泺，民有渔船者，并置籍给牌”。宋徽宗朝，任谅任提点京东刑狱，“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这些对民船的登记都是局部地区和个别时期的行为，而非全国性的稳定制度。

南宋对内河民船的登记有所推广。绍兴五年（1135年）诏“沿江船户五家结为一甲，如有透漏奸细、盗贼及违禁之物，甲内人一等科罪。仍立赏钱二百贯，许告。如甲内人能自首，获与免罪，亦支赏钱。沿江州军依此”。如江防重地汉阳军“境内尽为水乡”，“唤集有产业船户防把江岸”。这就应该是宋人所说的“渔户之濒江者有籍，渔舟之助廵者有番”。，因而对沿江州军船户实行编伍，同时也对其船只实行了登记管理。南宋时还对湖北路州县“有船人户皆以大小编排籍记，如保伍法，递相保委”。湖北路民船户及船只都实行了登记管理制度。另外，淮南路庐州东南的焦湖自淳熙二年（1175年）也开始“籍定出入船只、姓名，给以牌号”，“令五家结为一保”。

海船的登记在北宋就曾实行。元祐六年（1091年）诏令“广、惠、南、恩、端、潮等州县濒海船户，每二十户为甲，选有家业行止众所推服者二人充大、小甲头，县置籍，录姓名年甲并船橹棹数，其不入籍并橹棹过数，及将堪以害人之物，并载外人在船，同甲人及甲头知而不纠，与同罪”。这是广东路实行的海船户及其船只的登记管理制度。南宋因海防重心在明州和浙西路，而海船质量和数量都居首位的是福建，其次为浙东，所以需要大量征调福建和浙东海船往明州和浙西路防海把隘。

南宋对民间海船的登记最早见于建炎四年（1130），为防止民船前往京东而为金人所用，宋高宗诏令“福建、温、台、明、越、通、泰、苏、秀等州，有海船民户，及尝作水手之人，权行籍定，五家为保”。绍兴二年（1132年）规定广东、福建沿海“有大小桨船之家，并籍记姓名，每三家或五家结为一保。遇有下海兴贩买卖，如保内人辄敢劫勍作过，许同保人收捉”。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将海船户编伍的规定进一步推行于全国：“诸路沿海州县，应有海船人户，以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资，同保人减一等”。十一月，再次重申：“沿海州县有舟之家，五家为保，递相觉察隐寄盗赃，如有违犯，并依保伍法。”这些登记编伍制度只是为了防止船户作过，而非针对海船的征调。

征调海船用于海防，自建炎二年（1128年）已有之，该年“御营使司始请募沿海州军海船，防托海道”。绍兴二年（1132年）因“福建路海船，频年召募把隘，多有损坏，又拘靡岁月，不得商贩，缘此民家以有船为累”，出现卖船、毁船或往海外不归的情况，于是规定了征募船只的大小和番次，“籍定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各分三番应募把隘”。绍兴十年（1140年），又一度将“（面）阔一丈三尺以上海船籍之”，并“以所籍船尽团结，立忠义社”，即每十人为甲，五甲为队，四队为部，五部为社，五社为都。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令一丈以上亦籍之”。三十二年（1162年），重新恢复登记和征调一丈二尺及以上海船。各县将“旧籍及新收船数，赴州参考，登于都籍。后遇有损坏，须县验实报州，乃与销落。继有新造，即籍之”。根据船只变化实行销籍和增补。以上所言的“籍”是指登记对防海征调规定面阔以上海船的特别簿籍，即下文所言的“系籍把隘户”。福建安抚使叶梦得所言“将见拘留海船，与不系籍船户，轮流差使”，“不系籍船户”应该就是指只拥有一丈二尺以下海船的船户，即实行轮流差使，当然首先得实行登记，实即实行普遍登记制。

不仅福建海船造籍登记，浙东路沿海明、温、台三州海船也实行编伍、登记和征调，即“漳、泉、福、兴化等郡禁戢”，“温、台、明等有海船去处，亦一例禁戢”。淳熙八年（1181年），“根括沿海船户，以五家为甲，如一船有犯，同保并科”。嘉熙间，“制置使司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岁以为常。而船之在籍者垂二十年”，不管存毁，“每按籍科调”。宝祐五年（1257年），制置大使吴潜在浙东路沿海对征调的海船实行“义船法”，即“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义船法之实行，当然也需以船舶的普遍登记制度为基础。

嘉定五年（1212年）规定，“备边之务不可弛，间籍定其（指浙东、福建海船）数”。“若水居小船，不应丈尺，不得拘籍骚扰”。拘籍大概是指不列入征调的簿籍，而非不登记。实际上，只有全面登记才能确定应征调之船，且海防征调面阔大小以下船只还会被应征纲运，即“纲运即轮差不及一丈二尺海船。其系籍把隘船户，本州县纲并不得差使”。即地方州县不能调动海防征调船，而一丈二尺以下船不列入海防征调。而绍兴十九年（1149年）将“诸县船户各籍定姓名，五人为甲，防其剽夺”的管理则是指所有的海船。廖刚知漳州，到官后“尽籍管内所有船只，立赏以绝欺隐之弊”，并将“海船并结为保伍，毋得擅出，必关州县”，包括了大小所有海船。嘉熙间，浙东沿海诸州民船也是实行普查登记制度，在沿海明、温、台三州二三千里海隅“每岁遇夏初，则海船案已行检举。不论大船小船，有船无船，并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于鸡犬”。调查得知，1丈以上海船共3833只，1丈以下15454只。实行的就是普遍登记制度。

二、民船征税制度

宋代民船征税主要有船舶税和货物税两种。船舶税是针对船舶本身的税收，即所谓“空舟有税”。北宋建国之初，沿袭五代旧习，“所征之利咸资于津渡，悉私置锁。凡民舡胜百石者，税取其百钱，有所载者即倍征之”。这里指出了对民船征收的两种税：一是根据船舶力胜大小征收的船舶税，即“民舡胜百石者，税取其百钱”；二是对船载货物征收的货物税，即“有所载者即倍征之”。因“商旅甚苦其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罢黜了这一做法。除了置锁，还有置板设卡征税的情况，如“秦州司马堰先置板，贾人船过者取其算”，淳化元年（990年）宋太宗诏除之。次年宋太宗又两次颁布诏令：“峡路州军于江置撞岸司，贾人舟船，至者每一舟纳百钱已上至一千二百，自今除之”。这是指征收船舶税。实际上直到南宋，江中置锁征税的情况仍然存在。范成大在长江上游的叙州江中见到“置锁中流，但拦税而已”。即使诏令废除置锁、板和撞岸司，也并非意味着对民船不征船舶税和货物税，而是规范征税行为。天圣三年（1025年），诏令放免荆湖路州军为运官粮商船的沿江州军上水空船力胜税钱。空船力胜税当然不是商品税，而是船舶税，说明船舶税一直存在，且本次只是取消了为官运粮民船的船舶税。宣和七年（1126年）诏：“应宫观寺并臣僚之家舟船收税，并依旧法。其专降免税指挥，更不施行。”宫观寺及臣僚之家属于私有船舶，也可视为民船，直到北宋末都征收船舶税，一般的民船船舶税当然更不可能取消。南宋仍然征收船舶税。《淳熙条法事类》有“收骡马、舟船、契书税”的规定，将船舶税作为一个税目。

力胜税是宋代船舶税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按船舶载重能力征收船舶税的一种征税方式。宋高宗朝有人指责沿河船舶“空船则多收力胜，行装则以为兴贩钱物，不附赤历”。宋孝宗朝臣僚也说到“虚舟往来谓之力胜，舟中本无重货，谓之虚喝，宜征百金，先抛千金之数，谓之花数”。这里的力胜税显然是针对船舶本身征收的船舶税。斯波义信认为，宋代的船舶“力胜税就是按船舶载货总量而作的课税，是港湾停泊之际作为使用费、手续费而向船主征收的吨税，即船舶税，也就是广义的交通税”，“宋代的力胜税产生于船舶税，后来则变成对船舶货物装载重量所征收的关税”。他特别强调了“商税（过、住税）与力胜税是有不同系统之区别的”，“力胜税对于过税是附加税”。斯波义信准确地指出了力胜税是船舶税这一基本性质，但视其为过税的附加税则不妥。过税是商品税，其征税对象是货物，征税方式是按比例（宋代规定过税税率为百分之二），而力胜税的征税对象是船舶自身，征税方式是按船舶载重能力，是有独立征税对象和计税方式的正税，而非附着于过税征收的附加税。

海南岛船舶税的征收方式则是按船舶尺寸大小，而非载重能力：“海南收税，用船之丈尺量纳，谓之‘格纳’。其法分为三等，假如五丈三尺为第二等，则是五丈二尺遂为第三等。所减才一尺，而纳钱多少，相去十倍。加之客人所来州郡物货贵贱不同。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值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唯载米加、瓦器、牛畜之类，所值或不过二三百贯。”结果“泉、福客人多方规利，而高、化客人不至”。可见海南船舶税只按船只大小征收，与船载货物无关，且只征船舶税，而不征货物税。元丰三年（1080年），琼管朱初平建议，“今欲立法，使客船须得就泊琼、崖、儋、万四州，不用丈尺，止据物货收税讫，官中出与公凭，方得于管下出卖”，实际上就是取消船舶税，改征货物税，即“用物贵贱多寡计税”，得到了宋神宗的批准。

除海南岛外，其他沿海地区也征收名异而实同的海船税（船舶税）。如南宋初，“于江湾浦口量收海船税”。嘉定五年（1212年），“罢沿海诸州海船钱”。也有其他名目的船舶税，如绍兴中黄岩县开凿东浦，置常丰闸，“名为决水入江，其实县道欲令舟船取径通过，每船纳钱，以充官费”，是征收船舶通过税。

货物税是对船载货物征收的商税，与船舶税有明确区分。北宋时，船载货物税与船舶税的归属权已有区分，如汴河上的“商贾之赋则归都商税务”，“船筏之征，则归汴、蔡河鏁”。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诏对于兴贩粮物进京的“沿路商税、力胜并特放免”。也是将商税（货物税）与力胜税（船舶税）相区别的。而且宋朝只对规定纳税的货物征税，而有些货物可以免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诏沿江税务“遇有兴贩客舟及上供纲运经由，其检察官即同监专依条监视税物，依则例施行，如无合税之物，实时检放”。免税货物是随时变化的。北宋初峡路“商人船载米麦，计斗取其筭，并簟席等税”，并令粮纲舟卒随带物货收税，淳化二年（991年）皆蠲免。建炎元年（1127年），诏“贩货上京者免税”。次年又规定，贩粮草入京，残破州县贩竹木、砖瓦免税。绍兴三年（1133年），临安火灾，免竹木税。粮食的免税最常见。高宗朝曾诏令“江浙等州军应客旅般贩米斛，并从便往来，其经由官司如敢非理骚扰阻节，许客人经尚书省越诉，官员停替，人吏决配”。福建灾伤，知福州张守建议，“客旅通贩浙米入福建路，所有米船各于起发州县出给公凭，经过州县并免收税”。此不赘举。

此外就是对纲运纲首、梢工所带私货实行免税。自北宋初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税场不得检税”。元祐三年（1088年）以后开始对上京纲运船只点检收税，常导致纲船滞留。“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所官不过一员”，“一船点检，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主要是针对纲首、梢工所带私货收税，官府所得不多，扬州税务三年间共收粮纲税钱4700余贯，每岁不过收钱1600贯，而税务拦头私人所得10倍于官，却“致纲梢皆穷困骨立”，“专仰攘取官米，无复限量，拆卖船版，动使净尽”，纲运不能足额抵京，严重妨碍纲运，三年后取消了点检收税。“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丰庶”。纲梢免税政策三宋朝廷保障纲运的重要措施。

货物税与船舶税的蠲免并无关联。有时免除米粮税，并不同时免除力胜税。如宣和五年（1124年）诏“东南六路贩入京斛斗，自今年十月为头，依旧收纳力胜”，而入京斛斗是免税的。南宋也是如此。绍兴十八年（1148年），户部说到“客贩食用米斛，依累降指挥，与免税钱”，而“州县往往违法，依旧收税，或以力胜为名”。乾道间，春季米贵，民间阙食，食米免税，而“场务以力胜之类巧作名色，违法收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州县税场“将客贩食米以别色斛斗为名，及抑令虚认力胜，百端邀阻，过有征输”。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沿江税务对往来船只“不问有无合税之物，每以收力胜为名，喝税动以千计，监系纲稍等人勒令甘认”。都是将本应蠲免的米斛税以不实行免税的力胜税的名义征收。

有时也会下令同时免除商税和力胜税。如“天圣令”规定“诸商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籴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北宋熙宁六年（1174年），“苏、湖岁稔，谷价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胜税不至，尝命权蠲”。元祐八年（1093年），诏“外路客人兴贩斛斗愿入京籴货者，应合收力胜税钱，并权免纳”。绍熙五年（1194年），“令沿流州县关津税务如遇客船贩到米斛，与依条免税，仍免纳力胜钱”。都是特别说明对免税的米粮的船只同时免除力胜税。

除了船舶税和货物税外，宋朝还征收船舶交易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诏“今后典卖舟船，若减落价贯，投税印契，依典卖田宅法”，是征收船舶交易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规定，“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也是言船舶交易税，而所谓倍税就是在正税之外的加征。船舶交易税实际上是一种财产交易税。

宋朝对商船实行严格管理，以保障船舶税和货物税的征收。如商船自汉江“由郭师口关发赴（汉阳）军投税”，郭师口登记批注，到汉阳军城二十里距离，“例是一日或两日即到务，如四五日不到，即系沿路搬寄，私下交易，隐瞒税钱。例是照瞒税例断治”。此外还规定，“应算物货而辄藏匿，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

与商船逃税相对的是，官府商船的强征和法外多征。一是多设税务，如“沿江税务壤地相接，如自池州至建康府止七百余里，为场务者有六：曰雁汊，曰池口，曰施团，曰芜湖，曰采石，曰建康。其间相去不满五六里者”，导致商船重复交税；二是非法擅征，“沿江一带税务，比年以来额外招收栏头，私置草历，非理邀阻，欺隐作弊，商旅患之，号蕲之蕲阳、江之湖口、池之雁汊税务为大小法场”。与上述大小法场一样的还有黄州、鄂州税场，将“舟船实无之物，立为名件，抑令纳税”，“栏头多用小船，离税务十余里外邀截客旅搜检，小商物货为之一空”，“巡栏之人，各持弓箭、枪刀之属，将客旅栏截弹射”，都是非法强征的手段。周必大航行于湖口县境，遇“拦头一叶舟赶白浪袭税”，即是拦头追赶征税。

南宋时，长江滥征船税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航行。四川举子赴杭州，除了要经受三峡之险、洞庭彭蠡之风波等自然之险，更不堪承受“秭归、夷陵、蕲阳、雁汊征商之厄”，以至于“蜀士之贫不能行，则有托以他事，愿附科目之末，而不敢往者”。对水上通商、市场运行和商税征收影响更大。“州郡商税，经费之所由出。惟赖富商大贾趁办课利”。但由于对商船的滥征,导致商船不行，或依附于可以免税的官员船舶。嘉定五年（1212年），监察御史石宗万指出，“今沿江场务所至萧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由，皆士大夫之贪黩者为之。巨艘西下，舳舻相衔，稇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往来于东南与四川之间的官员、军人随船贸易，而“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税”，以至于商人贸易只能依附于官员船只，打听“某月某日有某人出蜀，商旅探伺，争为奔趋，为士大夫者从而要索重价，一舟所获半数千缗”。于是宋朝规定“沿江州郡揭榜税场，岩行戒戢，如有违戾，许守臣密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及御史台施行”。

三、民船的征调与雇佣

（一）征调民船

宋代征调民船主要在南宋，且主要是制度性的海防征调。建炎二年（1128年），“御营使司始请募沿海州军海船，防托海道”，开始用民船防海。但主要还是雇佣。对民间海船的造籍征调及征调大小标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路“籍定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各分三番应募把隘，分管三年，周而复始”，即实行每船三年一次应调。十年（1140年），又改为征调一丈三尺以上，“转运司措置阔一丈三尺以上海船籍之”。二十九年（1159年），改为征调阔一丈二尺以上船，不久“以一丈二尺以上者不多，乃令一丈以上亦籍之”。三十二年（1162年），“安抚司以一丈面船冒风涛非便，缓急无所益，自一丈一尺九寸以下并免轮番”，恢复征调一丈二尺以上船只。此后福建稳定实行征调一丈二尺以上海船。浙东明、温、台三州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岁以为常”，与福建不同，征调的海防民船标准则是一丈以上。三州对民间海船进行登记造籍时，以一丈为界，分一丈以上和一丈以下两类，各州县船只都按此两类分别造籍登记。一丈以上海船征调海防，一丈以下称为“不堪充军需者”。

绍兴二年（1132年）以后，福建路沿海民船基本上稳定实行三番征调制度。乾道二年（1166年），一度将甲、乙、丙三番船“以大小均匀品撘，更为甲、乙上下四番”；四年（1168年），“复更为甲、乙、丙三番，岁发一番”。此后未见有变动。淳熙年间，福州九县海船仍实行三番征调，除了候官县七只征调船分“乙番三只，丙番四只”外，其他八县都是实行甲、乙、丙三番征调。征调的福建路当番海船并非都全数调往两浙，即“率三分调一以备守御，非有缓急不尽发也”。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因当有胶西之役，“番船二百五十七只，分三番起发，尽抵平江府”。而淳熙年间福州九县应征调船592只，当番者179只，只有90只赴明州。

浙东民船的征调分为十番，即每船十年应调一次。嘉熙年间，温、台、明三州一丈以上民船共3833只，“分为十番，岁起船三百余只，前来定海把隘，及分拨前去淮东、镇江戍守”。宝祐五年（1257年），吴潜立“义船法”时“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已是二十年一番了。每船的征调次数远少于福建。但因明州是拱卫临安的海防重镇，本地船户有参与明州海防的任务，故明州沿海“八都共团结渔户船四百二十八只，每夜轮五船巡逻，置牌五面，就丈亭、咸池两处置局。夜潮生，则自丈亭局请牌发船，次旦纳牌于咸池局。夜潮落，则自咸池局请牌次，早纳牌于丈亭局”。所以，明州民间海船参与海防的任务并不轻。

福建和浙东海船调往的地区主要是作为担负拱卫临安、对金防御的重点海防区域的浙东路明州、浙西路沿海和淮东路。上文论及浙东明、温、台三州民船调往的地区有定海、淮东、镇江，福建民船调往平江府、明州。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诏令“福建船差官管押前来平江府许浦水军摆泊”，“浙东船前来明州沿海制置司，于定海摆泊”。十二年（1185年），诏令福建路海船依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十九日指挥“差官管押前来平江府许浦水军摆泊”。浙东海船也有调往平江府的：“福建、浙东岁调番船分戍顾迳、吴江等八处，而总之许浦都统司，以防海也”。纪极知平江府昆山县时，“籍海船，得六十余艘”，有将官戴克忠欲以“发所籍温、台海船扞御江面”之名，“趣发县所籍舟”。纪极抵制道：“此吾邑之舟，非温、台也”。该县海船“所备者许浦，非江面也”。说明有温州和台州海船除了防海外，还有应调防江者。

官府征调海船是有偿的，支给的名目有“一行船主、梢手等日食起发钱米、犒设、修船艎板、神福等钱”，“并于经总制、寺观趱剩钱、常平义仓内支破”。如福建征调海船“给散钱米，钱于经总制，米于常平内支”。起发钱米支给标准是“船主有官人给本等券钱；白身人日给钱二百五十、米二升五合；梢工日给钱一百五十、米二升五合；招头、碇手、水手日给钱一百、米二升五合”。另有犒设钱“梢工人一十五千，招头碇手人一十千，水手半之”，以及船主修船等钱。征调费用十分可观。淳熙二年（1175年），调发福建路海船，“所发五百七十艘，用柂师、水手万四千人，留屯五月，犒设借请朝廷费经总制钱六十余万缗、米六七万余石。衣装器甲与夫州县之费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观两浙，则其费又当倍之矣”。宝祐六年（1258年），浙东温、台、明、越州征调“大料船共二十四只，分为两部，又招募到驾船水手一千二百人”，“不时轮番下海巡逴”，“每船以五十人为率，每名本府月支钱五十贯、米一石二斗”，共支出给口劵钱和犒设钱“三十五万贯文、米六千石”。但这并非是浙东路征调海船的全部数量和全部费用。

（二）雇用民船

北宋由于财赋重心、、军事重心的分离，远距离的物资纲运成为事关国家机器运行的要务。南宋也存在着各路物资向对应的四大战区及行在纲运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南宋江海防成为国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不可能由官船承担全部的纲运和防务，而是主要依靠雇佣和征调民船。

北宋每年从东南各路向开封纲运600万石粮食及其他各类物资，其中除了供给京城支出外，很大一部分又转运到陕西、河东和河北等大军屯驻的沿边地区。这些数量巨大的运输雇佣民船比官府直接用官船纲运更有效率，成本更低。河北缘边内地州县寄籴所购军储，自内地用御河船运至缘边，“计纲船兵工约一斗，已费钱七十矣，若僦私船，百里之地，斗才一钱三分至五分，率以千里之远计之，犹可省纲船所费之半，宜雇客船便”。东南各路向开封的漕粮运输也是如此：“诸道粮纲岁凡百数，用官舟者多负，而雇商船者不亏。盖商人自爱其舟，故不为奸。棹卒率募游手，衣食于官，无所顾藉，岁率亏三万斛。”另如江西路上供米，赣、吉州官府纲运，“数年辄欠三十万斛。惟江、袁、兴国、建昌四郡专募客舟，未尝损也”。

所以，官府纲运既有官府船场造船、厢兵运输作为基本保障，同时需大量雇佣民船运输。北宋前期就已是“江、淮运粮多和雇客船”，宋真宗担心大量雇用民船会影响商人的贸易，“商旅趋利，若此必阻贸易，又恐都下粒食增价”，令有司“勿复和雇”。但雇用民船仍然存在，北宋天圣三年（1205年），诏“荆湖客船载官粮者，回日，与免力胜钱”。苏辙也谈到，“募（东南）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至汴京），而所过免其商税”。这些客船（商船）就是雇用来运输官粮的。南宋的纲运仍然喜欢且大量雇用民船，“凡吉运米下江淮，纲官竞求客舟，避官舟”，“两浙路诸州县比因和雇舟船般发大军钱粮”，甚至漕运“所用舟船，大半取办于民间”。民船害怕被雇，“往往凿船沈江，以避其役”。南宋时四川向利、阆州水运军粮，在“合州置转般仓”，“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至重庆，溯内水至合”，“至合溯西汉水至利、阆州”，“舟船篙挽，悉从官雇。还有船户将船舶寄于可免和雇的权贵之家，如淳安县因“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托于贵要，其肯应公家之漕者，仅得一舟耳”。“州县凡遇起发官物，和雇舟船，百姓惊惧，如遭驱掳”，原因有二：“曰官雇之直太薄，曰留滞之日太久”。所以有人说：“州郡之间，有一事而官民交病者，雇船以转输是也。”为此建议官府买船自运，官民两利。嘉定九年（1216年）时纲运“以钱七分给船户揽载外，以三分管押赴卸处”，可见还是雇用民船居多。

南宋初，各地以军兴为由，有和雇之名，而“直虏百姓船只，以便一时急用”，只有官员与茶盐商人船只可免。首先影响“阜民通货之大体”；其次“暗损税额”；再次使“民间更不敢造船”。官府认识到以正常的市场方式雇用民船，于民于官皆有利。绍兴二年（1132年）二月、三月宋高宗两次下诏，令官司雇用民船，“须管支给雇钱，不得以和雇为名，擅行夺占”，不许“乱作名色指占舟船”。官府违令，“许船户越诉”，对违令官员“重行黜责”。四月再发诏令，强调要“依实值和雇（民船），即不得辄便差科”。但个别地区因纲运任务重，船只少，又存在“争雇之弊”，如潭州诸县“每年贴雇纲船”，运米五六十余万石到武昌、荆南、襄阳屯军，“欲应期限，不得不徇牵头船户之需，酬以高价，邀求愈多”。“设若长沙着价五十，善化或增六十，湘潭又增七十，其它县亦莫不然，直至厌其所欲而后已。一县被敷一万料，所费至一二千缗”。这也是民船户与官府的博弈。

除了粮食等物的常年纲运雇用民船外，军事事务及其他临时事务也会雇用民船。如熙宁九年（1176年）交趾之战时，雇用广东和福建路民船载兵甲，“每路约可载万人，至秋末齐集，候事平日优与船主酬奖”。“给度僧牒一百三，赐福州船户，以其被募征安南，船有损坏故也”。南宋海防除征调海船外，也有雇船。如绍兴二年（1132年），“立募船推恩体例”，沿海制置司募到海船，“每一只及一丈八尺以上，白身人与进义副尉；有名目人与转一官资，仍减三年磨勘”。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应知扬州许逖之请，“令两浙路权罢和雇船，所冀行商得载粮斛以济活旱民”。次年“以登、莱州艰食，令江淮转运司顾客船转粟赈之”。绍兴初，广东转运判官周纲“奉诏以本司钱市米十五万斛，自海道至闽中，复募客舟赴行在”，特迁一官。大都是临时性的雇用民船。

四、结  论

宋代民船数量巨大，在国家纲运、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中广泛使用，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宋代对民船实行造籍登记制度。北宋还只是临时性和个别地区实行民船登记，南宋对民船的登记、编伍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民间海船实行普查和全部登记，符合征调规格的海船则特别造籍登记。

宋代关于民船的征税主要有船舶税和货物税两种。船舶税是针对船舶本身的征税，征收的方法主要有按力胜即载货能力征收的力胜税，也有按船只丈尺征税的“格纳”。对船载货物征税主要是商税，对纲运粮食及纲首、梢工携带的私货，以及赈济米粮等都实行免税。免税时货物税与船舶税并无关联，而且一般不免船舶税，只有特别规定时才同时免除货物税和船舶税。由于税务官员的贪残，船舶征税存在日益严重的多征和滥征，严重影响了民船航行和贸易积极性。

宋代官府在海防和纲运中广泛征调和雇佣民船。征调民船主要在南宋海防中对福建、浙东等沿海地区为主实行登记和分番征调，调往的地区主要是拱卫临安的浙西和明州等海防重要地区。福建逐步形成征调一丈二尺以上船只和三番征调的稳定制度，浙东则实行征调一丈以上，分十番甚至更多的征调制度。民船实行有偿征调。北宋雇佣民船主要是政府纲运，特别是向开封的漕粮运输，南宋在纲运、赈济和军事等其他事务中也大量雇佣民船。雇佣民船常常在成本和效率上都优于官府直接组织的纲运。但官府常少支雇钱、滞留船只，引起了民船主沉船、罢造、隐寄等各种形式的抵制，个别地区因纲运任务重，也出现船主高抬雇值的情况。体现了民船户与官府的博弈。

总体来说，南宋对民船的管理和干预比北宋力度更强，实行登记和编伍范围更大，更为普遍，对民船的征调和雇佣也更广泛，特别是对民间海船实行普遍和稳定的海防征调是北宋所未曾实行的。这说明南宋立国对船舶的依赖较北宋显著增强了。

（原载《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