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沈晚报 2017年09月12日
内蒙赤峰翁牛特旗海金山,为传说中的“大辽圣山”木叶山。 冯永谦 摄
木叶山被誉为“大辽圣山”,是传说中的契丹先祖相识相爱、繁衍生息的乐土。关于此山的具体方位,目前学界众说纷纭,辽宁省著名考古学家冯永谦力排众议,经多次实地考察,终于确定今西拉木伦河南岸的翁牛特旗海拉苏镇的海金山,为辽代的木叶山。令人扼腕的是,这座曾经美丽的山水之地,而今已草木稀疏,彻底沙化了。
海金山地理方位与木叶山完全相符
欲证明今翁牛特旗海金山为大辽木叶山,首先要说清二者的地理方位是否相符,冯永谦对此有过严谨考证,
《辽史》说:永州“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于此置南楼。乾亨三年,置州于皇子韩八墓侧。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月牙帐多驻于此,谓之冬捺钵。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辽史》中还记载:景宗乾亨三年“三月乙卯,皇子韩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间,置永州。”
《营卫志》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永州有木叶山:“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壌也。”上述记载提示后人,找木叶山,必先确定永州,因为木叶山就在永州附近。
此外,依据史书记载,木叶山距潢河(即今西拉木伦河)很近。如天赞三年九月的记录:“丁巳,凿(取)金河水,取(凿)乌山石,辇至潢河、木叶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又如,穆宗应历十二年“六月甲午,祠木叶山及潢河”。这些记载反映出,潢河和木叶山的距离非常近,山就在河边,不然也不会有“辇至潢河、木叶山”或“木叶山及潢河”不加间隔连称,鱼贯列出二地,应是到了潢河就到了木叶山,二者是在一起的。
由此,冯永谦得出寻找木叶山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永州在潢河与土河二水的合流处内; 二是永州有木叶山,此山必在永州辖境内。先说永州之所在,在今翁牛特旗东部沿旗境南北的土河与潢河二水合流处的区域内,经考古调查可知,唯有白音他拉南面沙地中的一座辽城址,符合《辽史》所载的有关永州方位的各种条件,此城当为辽代永州。
找到永州,再找木叶山,会发现:今翁牛特旗东部,老哈河(辽土河)沿旗东境自西南向东北流,西拉木伦河(辽潢河)沿旗北境自西向东流,在旗之最东端合流,中间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都是沙地草原,平川旷野,再无其他山,只有靠近西拉木伦河的海金山,是其地最明显、最具特点的山,同时也是距永州最近的山。因此,海金山当为《辽史》中记载的木叶山。
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刘浦江先生曾质疑说,辽代文献明确指定木叶山在潢河与土河交汇点附近一带,和永州也相距不远,而海金山东距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处达115公里之遥,距永州城遗址也有80公里左右,这与辽代文献的记载明显不符,因此海金山为木叶山的说法缺乏说服力。但冯永谦指出,海金山距两河交汇处仅有百里之遥,距永州也不过30余里,刘浦江提供的数据并不准确。而且寻找木叶山,不应在两河的交汇点去找,当在两河交叉的流域内去找,同时,不要过于拘泥文献记载,要以实地考察为准,眼见为实。
海金山 鸟兽难觅的沙石山
在世人的印象中,木叶山既然是契丹先祖起家之地,后为大辽祭祀重地,此山一定巍峨秀丽、草木葱茏,但现实中的木叶山与人们的想像竟有天壤之别。北宋年间,出使辽国的北宋文豪苏辙曾路过木叶山,在他所作的《木叶山》诗中,呈现出的,居然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凉图景。而今天的海金山,就是这样一座人迹罕至、鸟兽难觅的沙石山。
曾前后四次来木叶山实地考察的冯永谦先生这样描述他亲眼所见的海金山:此山由罕山、锅撑子山、海金山等三座山组成,对外统称“海金山”。其中,罕山居中高耸,傲然独立;锅撑子山居左三峰鼎立,最具形象特征;海金山居右山体较长,东端山体高耸,顶部平坦,西部稍低,山上面积更平展宽大,宜于建筑或人在山上活动。此三山虽各独立,但相距很近,山脚互近,几为一体。山为石山,巉岩裸露,绝少树木,山坡被黄沙覆盖,有的黄沙形成不动的沙丘,自成景观。这种情景与苏辙使辽时在木叶山所见的自然环境完全一样,景物完全符合诗句所表达的意境。这样的一处特征明显的山,应是最为令人注意的,尤其是在一望平川的沙漠草原中,有这样一处山,很远就可望见,是一地区的标志,它在其地是非常突出的,应给古今之人以特立不群的深刻印象。
海金山中遍布宗教遗迹
据史料记载,因被契丹人赋予祭祖敬天的神化色彩,因而,作为“大辽圣山”的木叶山必然存在大量的宗教遗迹,如契丹始祖庙、木叶山神庙、菩萨堂等,那么,是否存有与宗教有关的遗址、遗物,就成为海金山是否为木叶山的一个重要依据。对此,冯永谦先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冯永谦表示,在海金山的山顶上,存有建筑遗址,仅在山上的中部,就有数处人工打凿的石块堆积,此山周围早年无人居住,海金山牧场是近年才建的,山上近现代也无人建房,因此这些堆积,应是过去建筑颓毁后的遗存,察看颓石,石色苍然老旧,反映出其年代久远。在山上还有两处至今仍存墙基址的砌石,石间露出的墙基非常明显,是一处颓毁的建筑遗址。同时还见有经过人为加工、非此山之石的各类石制物。
1979年调查时,冯永谦在海金山南坡及山下采集到鸡腿坛和篦(bì)齿陶片等典型辽代遗物。以后再次调查,又在周福家见到他在海金山前辽遗址上捡到的辽代石经幢残石和佛像雕件残块等,石经幢早被砸毁,石幢碎块数量很多,所见刻字为汉文,有“故、南、王、生、驮、耻、哩、无、檗(bò)、哆、空、野、摩、来、怛(dá)、吒(zhà)、难、惹、啰、娑、戌、煞、第、萨、也、嗢(wà)维、日建、真言”等,是陀罗尼经上的文字,佛像为残件及莲花纹石座。
另外,冯永谦还在海金山村的彭国芝家见到他收藏的海金山下挖出的辽代陶瓷器和铁器,陶器有陶罐、陶瓶等,纹饰有篦齿纹等辽代典型的诸纹饰,瓷器有茶末釉鸡腿坛、白釉高体瓶、酱釉瓷罐等,铁器农具有车輨(guǎn,包在车毂头上的金属套)、铡刀、铁锄等。“在海金山及周围的地上地下出土的这些遗迹和遗物,都证明木叶山在辽代的存在状态。因此,考证海金山为辽代木叶山,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考古发现的材料为依据的。”冯永谦判断道。
“木叶山杂说”不足为凭
关于木叶山地理方位的考证,除冯永谦的“海金山说”外,还存在各种版本,如木叶山地处辽祖陵,又如木叶山是阿鲁科尔沁旗的天山等等,不一而足。在冯永谦看来,诸多说法缺乏依据,不足为凭。
例如称木叶山地处辽祖陵,的确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等典籍中有文字记载,但这些书均为远在中原的宋人所做,作者根本不了解辽国的内部情况,且成书较晚,其最初的消息来源取自五代后唐天复二年陈继威的归国“述职报告”。不过,陈继威出使辽国时,耶律阿保机刚去世,祖陵尚未建,关于安葬阿保机的善后事宜还在探讨中,来去匆匆的陈继威仅是道听途说,就将“木叶山在辽祖陵”的风闻之事回国汇报了,而后世学者却不辨真伪,竟将传闻当信史,以致以讹传讹。
又如称木叶山在今阿鲁科尔沁旗的天山,则是将木叶山临近的潢河误指为潢水,主观臆断潢河与潢水是两条河,从而推导出潢水当是今天的乌力吉木伦河,而非西拉木伦河。水系一改,就等于将木叶山的地理位置乾坤大挪移,从辽河水系转到黑龙江水系去了。此外,该说法还声称,木叶山临近的永州城是天山南麓的白城子乡的白城子村。
冯永谦认为这种说法难以服众。首先,河流的名称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尤其在同一时期,通常情况下改名不多,而在较近的地域中重名或同义的名称也很少,契丹居地中的河名,也应如此。假如乌力吉木伦河是潢水,西拉木伦河是潢河,一是支流,一是干流,能有这样定名的吗?这种易于产生混乱的名字,是不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的。再说潢水和潢河不是一个意思吗?水也是河,河也是水,两个同义的名能用为一个地域中的两条河流吗?如黄河偶称黄水,辽河偶称辽水,谁能将其当作两条河看呢!
其次,将一条属于辽河水系的河流变为黑龙江水系的支流,水道改变如此之大,若确有其事,必有文献记载,对这样大的灾害或异常的地质变动,史家是不可能漏掉的,但迄今为止,未见任何记录。
至于此说提到的永州城址,据冯永谦实地考证,此城不是木叶山临近的永州城,而是辽代永州所辖的义丰县。
木叶山前的光阴叹息
如冯永谦考证的那样,木叶山即今内蒙赤峰市翁牛特旗海拉苏镇的海金山。如今到木叶山考察,多半大失所望,山包上岩石裸露,只零星生长着一些低矮的灌木。若夏季到此,头顶的骄阳烈日会将人烤得汗流浃背,两山间的干涸河道盛满热烫的细沙,走一会,细沙便塞满鞋缝,无处不在的嗡嗡叫的苍蝇和突然跃起的蚂蚱搅得人心烦意躁。更闹心的是,一些荆莽的细小针刺扎在袜子上,冷不丁被刺一下,与踩在针尖的感觉无异,那些粘在衣袜上的讨厌的小针刺,令探访者一两天都摘不干净。
身为契丹先祖起源的“大辽圣山”,这本该是一处水草丰美、牛羊遍野之牧场,怎会沦落成今天这般荒凉贫瘠的沙化之地呢?
木叶山一带的土地沙化现象,早在辽代就已非常严重了。宋朝使臣出使大辽,留下了诸多与“沙”有关的诗篇,正是大辽国土地沙化的真实写照。北宋赴辽使臣苏辙写过一首名为《木叶山》诗: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在苏辙眼中,传说中水草丰美的木叶山变成了沙丘,连比较耐旱的植物如扎蓬棵都难以生长,何况乔木?以至于鸟兽连个托身的地方都没有。
无休止、无节制的开垦放牧是加速大辽土地沙化的元凶。据北宋赴辽使臣苏颂的记载,契丹的牛马多得要用山谷沟壑为单位来计算,契丹人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契丹马群,动以千数……纵其自逐水草。”尤其是胡羊,即现代山羊的祖先,更是山林草场的杀手。
因土地的沙化,衍生出风灾、旱灾、雹灾、洪水泛滥等一系列自然灾难,包括极其可怕的沙尘暴。辽清宁五年(1059年),滦水县令王鼎在自家庭院休息,忽然一股暴风出来,“举卧榻空中……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
据《辽史》记载:辽朝中期,有个官员叫勃鲁里。一次,他带几十人外出公干,突然“天地晦冥”,尘土遮住了阳光,大风将43个人卷起来“飞旋空中”,飘到数里之外,勃鲁里幸免于难。
这种破坏行动在近现代依然屡见不鲜。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胡杨之地》一文描述了令人揪心的破坏场景:上世纪50至70年代,蒙古语意为“红柳”的速亥之地(地处二连盆地)到处是黄羊、蒙古野驴、还有藏羚羊(蒙古语称其为“奥仁嘎”),这里曾是一片湿地,是花与鸟的天堂,是走兽的乐园。但不知何故,竟兴起了“打黄羊”之风,甚至用打,整整打了20年!那些年,每天都有枪声,枪声停了,黄羊、鹤、野鸭子、兔子、狐狸,什么都没了。
动物没了,然后是植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人来内蒙草原挖“发菜”,草原上黑压压的全是挖发菜的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运,据说运到东南亚一带能卖上好价钱……
经过如此惨烈持久的人为破坏,这一带的土地最终见不到土,只剩下沙子,没有飞鸟,没有层层叠叠的雨云,连蜥蜴爬过的痕迹都看不到了,作家感叹道:“地,已经死去很多年!”
曾经风光秀美、飘逸浪漫传说的木叶圣山,如今却变为这人际罕至的不毛之地,岁月变迁、世事沧桑,木叶山下,历史发出一声凝重的叹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