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评丁蕾《从私藏到公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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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都市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史学家的关注。丁蕾《从私藏到公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一书从民国时期博物馆和展览会中寻找近代都市文化形成的源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该书是作者在其导师程美宝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得到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全球视野下的岭南社会与文化”项目的资助。
▲《从私藏到公共展览：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书影
是书从展览最基本的元素——“物”出发，回答在近代不同种类的物品如何从私藏走向公共视野，也即“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透过分析物品的展示方式及其象征意义，作者尝试探讨民国时期的公共展览如何在政府、学者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通过公共展览建构区域形象。作者认为，重建地域形象的塑造过程，有助于理解近现代中国形象和表述的形成。
在第一、二章，作者回溯了民国时期物品展示的历史脉络以及近代西方知识体系传入后的新趋势，指出这一时期公共展览中的“展品”，既有传统收藏脉络下的旧物，也有新知识体系带来的“新物”，诸如民俗物件、考古出土物等。物品能否出现在展览场上，由其背后的收藏者的学术脉络以及展览组织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决定。
第三、四章，以广州市立博物院、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广东文物展为例，探讨公共展览与地方形象建构的关系。1929年成立的广州市立博物院是广州市政府主办的公共展览机构，。，。1933年举办的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以1929年西湖博览会为参照，是广州市政府主办的首次大型展览会。通过剖析展览的内容和形式，作者发现：，，。1940年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虽然不是在广州举办且只局限于“文物”，但作者认为其展品和主办者大多来自广州，展示的内容也与广州市立博物院、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一脉相承，因此也归入“广州”的公共展览进行讨论。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文物展上那些曾经在广州博物院或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上展示的“古物”，成为代表广东文化的“文物”，并被策划者赋予了“革命”的意涵。
第五章以1940年广东文物展展出古琴“绿绮台”为例。明末以降所产生、流传的肖像绘画、古琴及拓本，丰富了人们对明末遗民邝露与绿绮台琴故事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邝露“抱琴殉国”的忠义形象不断被丰富、强化，是以民国知识分子能熟练地运用这些能表现邝露忠义形象且流传有序的实物，，展现于近代的公共展览上。
作者在结语中尝试回答本书的主题——物品从私藏到公共展览的过程。她指出中国公共展览不能简单地套用“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具有复杂的相对性与多样性。其次，公共展览伴随着近代国家意识的形成而兴起。因此，在通过公共展览构建中国形象或某一地方形象的过程中，政府起了积极得主导作用。作者透过以一家博物馆、两个重要的公共展览为个案，比照物品在不同展示空间中的呈现和表述，得出以下结论：“在公共展览的舞台上，政府和学者一起推动着物品由私人领域走向大众，、文化双重话语下的历史想象”。（页289）藉此，作者反思近年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讨论，民族形象的构建是如何在传统文物之外，寻求其它新管道补充。而作者的个案研究发现，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现当代中国“同一性”的生成。
本书运用的材料主要是广州市立博物院、1933年广州市第一次展览会和1940年广东文物展三个公共展示活动的档案、刊物等官方文献，以及其他大量的资料如方志、文人文集、书画上的款识、碑铭、报刊杂志和旅游小册子等，在史料的分析与把握方面，颇见作者的功力。作者毕业后供职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与展览策划工作，令作者意识到策划意图与展览实施有着巨大的现实距离，因此对民国时期的“同行”有特别的“同情之理解”。
▲旧影
清末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博览会”、“展览会”、“博物馆”开始为国人所认识。私藏开始广泛地参与“公展”，同时，收藏也开始进入公共收藏机构——博物馆。不过，规模毕见的“公藏”以及博物馆群，恐怕是1949年以后的故事。在缺乏财政支持、收藏政策推行不力以及社会动荡多变等诸因素影响之下，民国时期博物馆的建构，大多流于纸上谈兵，稍有所成者也未尽完善。但临时性的公共展，尤其是政府主导以外的临时展览大行其道。私藏公展无疑是最重要的物品收藏与展示形式，为“前博物馆时代”之主流。遗憾的是，作者对这类临时性的公共展览关注并不多。其次，在物品方面，作者选取了端砚、南汉花盆拓本、古琴、新美术作品以及新知识体系下产生的民俗物品和考古遗物等，新、旧皆有兼顾。传统“私藏”以书画、陶瓷、金石为最，然而是书对这几类“旧物”在近代如何被重新分类、鉴别、挑选与展示尚欠缺深入的研究。
▲展览陈列
总体而言，中国博物馆馆史的写作寥寥可数，关于广东地区的博物馆馆史的写作尤为匮乏，是书的出版无疑极大地补充了这一领域的不足。最近徐坚出版的《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提出要将中国博物馆研究从收藏史向思想史转变。而丁蕾则从展品的来源、展览的实际运作出发，讨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之形成。这也许就是博物馆人写博物馆史的特点。展览策划与实施常常屈从于藏品的构成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致策划初衷与展览实施并不完全对等。因此，“思想”固然重要，但“收藏”同样重要。
▲广州博物馆
排版：@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