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寺静众院佛塔地宫之舍利重辉篇(上)

年初与几位师友一起参观了浙江博物馆”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寺静众院佛塔地宫文物展“，两座地宫出土的众多文物之价值，其实并不比著名的法门寺地宫文物逊色，可惜自出土以来 ，国内从没有系统规模地出展过，相关资料，也一直未详细刊布。定州博物馆相关的常设展物，只有孤零零一个隋代石函，而这次”心放俗外“大展，竟展出了足足三百件（组）相关文物，实在可谓洋洋大观！

心放俗外——定州静志寺静众院佛塔地宫文物展

1969年5月，定县（1986年撤县改为定州市）博物馆发掘了一座初建于隋、唐宣宗复法后改造、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沿用的塔基地宫，即静志寺地宫。这座地宫中有绘于晚唐的壁画和建筑彩画，还出士了北魏、隋、唐、北宋四朝递藏的各类珍品。同年12月，博物馆又发掘了一座封于北宋至道元年（995年）的塔基地宫，即净众院地宫，其中壁画及遗物多当时施绘和制造。两座地宫内出土的文物共有800余件，涉及瓷、金、银、铜、铁、玉、石、瓷、木、玻璃、丝绸等多种门类，有专用的舍利容器、造像雕塑、供器、法器，也有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用具，大都保存完好，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品位之高，实属罕见！

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入口

两座地宫和所藏文物，既是研究中国古代佛塔地宮和舍利瘗埋制度的重要实例，又是了解十一世纪以前社会经济、宗教信仰、艺术审美、技术工艺的重要史料。在分类介绍之前，先说说定州。

九世纪时期河北宋辽疆域

《通典•州郡•博陵郡》云：“定州，帝尧始封唐国之地。战国初为中山国，后为魏所并，后又属赵。秦为上谷、钜鹿二郡之地。汉高帝置中山郡，景帝改为中山国。后汉因之，晋亦不改。后燕慕容垂移都于此，北岳常山在焉。后魏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帝改为定州。后周置总管府，领鲜虞郡。隋初郡废，炀帝初置博陵郡，后改为高阳郡。大唐为定州，或为博陵郡……”之后唐设定州义武军节度使，军衙驻定州；北宋设定州路安抚使，治定州……宿白先生《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宮文物》篇首即言：“河北定州西依太行，东展沃原，既富林木矿藏，又饶农植麻桑，且当大漠南下华北大平原之要冲。”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定州自先秦以来就成为北方地区的名城重镇，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千百年来，定州一直是经济繁荣、工艺精巧之地。

白狄鲜虞所建之中山国，是战国七雄之外另一个强大的“千乘之国”，其地域大致在太行山以东，今冀县以西的石家庄市各县向北至保定市、满城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今河北中部偏南地区，定州即在其中心区域。中山王墓出土的战国金银错兆域图铜版、银首人形铜灯、十五连盏铜灯、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错金银虎噬屏风座等文物，都充分说明中山国建筑营造、冶炼铸造、建手工业生产等方面高度发达的面貌，也揭示了该地区雄厚昌盛的经济与文化实力、而这种实力，几乎延续了二千年，静志寺和静众院两座地宫及地宫中的文物，与之有着密切联系。

傅熹年先生根据兆域图铜版上资料复原之中山王墓复原图

战国中山国金银错兆域图铜版

静志寺和静众院原是宋代的两座寺院，皆立有瘗藏佛舍利的舍利塔，二塔早年即毁，只存地宫，建塔瘗藏佛舍利是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佛事活动，在说地宫文物之前，又须对定州地区的发展略作概括。

传人河北的最早记载，见于名僧释道安所撰《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晋元康元年（291年）《放光般若经》在陈留仓垣水南寺译出后，此经“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可见西晋时定州所在的地区即存在僧众团体，更有大批有官宦、名士崇信佛法。太兴二年（319年），后赵石勒年建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域高僧佛图澄随之到此，石氏“性好佞佛”、“倾心事澄，有重于勒”，后赵建寺起塔造像不可胜数，、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之后，又成为该区域的传播与发展的中心。从考古证据上来看，目前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中国造像，即为铸于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铜坐佛。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8年）佛像及铭文

慕容氏后燕定都中山时，中山寺塔林立，沙门众多，皇始二年（397年）北魏占领中山，《魏书》记道武帝：“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之后又延请中山赵郡（今天河北赵县）高僧法果任道人统，绾摄僧徒，这是中国史上的最早的僧官制度，河北更趋繁荣，中山郡治定州及附近的曲阳一带成为造像的制作中心，迄今发现的太武废佛之前有明确纪年和造像人乡里铭文的遗物多为定州及其附近地区雕铸之物，如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鎏金弥勒立像。

日本九州博物馆藏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鎏金青铜弥勒立像及纪年铭文

太武帝灭佛，高僧多避地中山，文成帝复法之明年（453年），凉州名僧昙曜即“自中山被命赴京”，任沙门统，并主持了云冈石窟的开凿。太和五年（481年）孝文帝与文明太皇太后舆驾东巡狩次于中山，发愿命有司以官财雇工建造舍利塔，此塔塔基于1964年发掘，是迄今为止，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纪年明确时代最早的舍利塔基遗迹。塔基的夯土中埋有一件盝顶盖方石函，函高58.5、长65、57.5厘米，函盖的盝顶上刻铭12行，石函内放置有装舍利的玻璃瓶、玻璃钵等容器，还有金银、玛瑙、水晶等大量珠玉珍宝，甚至还有41枚波斯萨珊银币、印章、铜镞等物品。

定州华塔出土北魏太和五年（481年）石函盝顶上刻铭12行

至此，说说舍利。

定州静志寺舍利地宫出土舍利

舍利本是佛灵骨或遗骨的梵语音译，北齐《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又据唐《法苑珠林》云： “舍利者，西域梵语，此云骨身。恐滥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萨罗汉等亦有三种。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击便破矣。”可见之所以梵名称之，主要是因为徒认为可以避免信众将佛的遗骨等同为凡夫身死之骨，佛舍利主要分为骨舍利、发舍利、肉舍利三种，另外还有一种为法舍利，也就是说凡佛的“牙齿发爪之属，顶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甚至是，都可视之为舍利。

唐不空所译《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云：“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珠如上所用。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无论是真身舍利，还是替代品，都是重要的供养对象和神圣之物。佛曾告诉其弟子：“若有人乃至供养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可得涅槃界。教徒也就认为，供养佛舍利犹如供养佛本身，可得“最上福田”，瘗埋舍利即为供养佛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瘗埋舍利须兴建佛塔，塔成之后绕塔礼拜，也就成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献中有关的舍利瘗埋最早记载，见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最著名者为东晋简文帝于建康长干寺造三层佛塔，梁《高僧传》记僧人慧达于“晋宁康（373—375年）中，至京师……上越城顾望，见此刹杪独有异色，便往拜敬，晨夕恳到。夜见刹下时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许，得三石碑。，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申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道俗叹异，乃于旧塔之西，更竖立一刹，施安舍利。晋太元十六年（392年），孝武更加为三层。”

公元二世纪迦腻色伽铜舍利盒

由此可知，早期的舍利塔下并没有后世那样的地宫，舍利容器直接瘗埋于塔基夯土内，而舍利容器为方函的造型，这是典型的完全中国化了的形制容器。印度和中亚地区用于盛装舍利的容器，除了覆钵塔形状之外，大多为尖钮盖圆盒造型，如著名的公元二世纪迦腻色伽铜舍利盒，中国新疆库车雀离大寺遗址出土的木胎舍利容器，已是晚至公元七世纪时的遗物，但仍为尖顶盖圆盒造型，而这种形制的舍利容器，目前在甘肃以东的广大中国内地，尚未发现。

新疆出土舍利盒全高32.3 厘米盒盖高14厘米

中国现在已发掘的最早的舍利塔基，是河北定州华塔北魏舍利塔基，这座塔基也没有地宫，装有舍利的石函直接瘗埋于塔基夯土内，石函上有太和五年（481年）的铭文，不过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舍利石函，却是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出土的兴安二年（453年）铭舍利石函，那北魏石函又如何出现于晚唐兴建的地宫之中？

北魏兴安二年（453年）舍利石函在北宋地宫出土时情形

静志寺原址在北魏占据定州之前的后燕时期就建有舍利塔，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灭法， “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后燕塔毁，文成帝复法重建，兴安二年（453年）铭舍利石函即为当时制作。之后北周武帝灭法，北魏塔毁，到了隋文帝弘法时又重建；再后唐武宗“会昌法难”，静志寺“佛像俱焚，宝塔全除。”隋代所建之塔毁，不久唐宣宗复法，于大中二年（849年）十月建造新塔，1969年发现的静志寺塔地宫，即初建于此时。辽大同元年（947年），耶律德光南侵定州时，“焚烧城邑，驱掠士人，街巷伽蓝悉力煨烬。”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灭法，静志寺塔不能幸免，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当地僧众作了再一次重建。

对于舍利塔，信众认为“造新不如修故”，寺塔毁废之后在原址重建，是比另辟他址另造新塔更有功德的”修故“，这也就是自北燕到宋五百多年间，静志寺舍利塔屡毁屡建的原因。重修佛塔之际，必会清理旧塔，也往往掘得旧塔所瘗藏的舍利和相关物品，在经整理后重新瘗藏于塔下，所以静志寺塔地宫内才会出土有北魏、隋、唐、北宋四朝递藏的各类珍品，北魏兴安二年（453年）铭舍利石函，是其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件。

北魏兴安二年（453年）铭舍利石函及铭文细部

北魏兴安二年铭石函长30.5厘米，宽30.5厘米，高31.5厘米。函盖、身一体，盝顶，一侧开龛，龛口两侧阴线浅刻佛说法及僧人坐禅等形象，背后一面刻 “大代兴安二年岁次癸巳十一月”等铭文，为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舍利石函。

龛口一侧佛说法及僧人坐禅线刻

石函龛口两侧阴线人物形象个体较小，长、宽、高各约30厘米，其题材为佛说法及僧人坐禅等形象，这和当时中国北方的风尚有密切关系。

佛说法及僧人坐禅线刻拓片

僧人坐禅线刻拓片细部

唐神清《北山录》里有一段关于南北朝史的记载：“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这就是说，南朝重义理，北朝重行为，这里的德教，具体地说就是注重“禅定”，信众只有通过“禅定”来“修行证果”，东汉末，中国最早的译经师安息人安世高抵达洛阳之后，就开始翻译禅法，十六国后秦时，鸠摩罗什至长安，首先翻译的是《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经》等各种禅经。“禅定”需要特定的环境，须树下水旁草庐中或“山棲穴处”等世外之所，又须相关的图像以便观想，中国早期的石窟都与坐禅有关，始凿前秦的敦煌莫高窟，即为僧人乐樽用于禅定所开，其现存的最早洞窟所谓的北凉三窟，也跟僧人禅定密不可分，莫高窟的北魏窟，说法图及禅定像是其主要内容。天水麦积山就是凉州传禅的玄高所创，其弟子玄绍则是永靖炳灵寺的开创者。昙曜亦为玄高弟子，由其主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中最早雕凿并完工的20窟主像，即为禅定像。所以静志寺藏兴安二年（453年），也就是北魏文成帝复法第二年所制造的舍利石函上所刻为禅定像和说法图，是不难理解的。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隋文帝杨坚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般若寺，由神尼智仙抚养长大至十三岁，取名金刚那罗延，其从小受佛法熏陶，称帝之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而大力弘法，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六十寿诞，命全国三十州建舍利塔，之后又有三次下诏，在全国一百十三州建造舍利塔，定州静志寺地宮出土的隋代石函和鎏金铜函，即当时之物，为隋大业二年（606年）所造。

定州静志寺地宫藏隋大业二年（606年）石函

隋大业二年（606年）石函函盖

隋大业二年（606年）石函函盖上铭文拓片

隋代石函为曲阳白石雕凿，胎体厚重。函为正方形，平口平底。上为盝顶式盖，盖上刻隶书五行二十五字铭文：“大隋大业二／年岁次丙寅／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舍／利宝函之铭”，函内底部浮雕莲花一朵。

隋大业二年（606年）石函函底莲花

鎏金铜函边长23.2—23.5厘米，高19.5厘米。函方形，平底。上有盝顶式盖，通体錾凿，阴文，表面鎏金。

静志寺地宫藏隋大业二年（606年）鎏金铜函

隋鎏金铜函盖内墨书铭文

隋鎏金铜函盖

，，每面两尊，花纹主题为故事。铭刻为：“大隋仁寿三年五月廿九／曰静志寺与四部众修理／废塔掘得石函奉舍利有／四函铭云大代兴安二年／十一月五日即建大塔更／作真金宝碗琉璃等瓶上／下累叠表里七重至大业／二年十月八日内于殿内”，铭文与图案互相间隔，由铭文可知，隋代仁寿年起塔发现了北魏文成帝时代的小舍利石函，而此北魏石函和隋代舍利函，竟都保存至今。

隋鎏金铜函铭文细部

隋鎏金铜函一侧菩萨像

隋代石函和鎏金铜函与此外一件盖形石志、一鎏金银碗、一鎏金银塔、绿、白相套的二玻璃瓶，组成了一套“上下累叠，表里七重“的舍利容器，实物发现与鎏金铜函上的铭文记载可一一对应，其他物品详细有专篇另说，这里从略。

北魏时舍利塔并没有地宫，瘗藏舍利的容器多为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隋代一统南北，舍利塔下出现了竖穴封闭式地宮，瘗藏舍利的容器开始呈现规范组合，一般由外至内为石函、铜函、琉璃瓶、金瓶等。到了唐代高宗武则天时期，塔下出现横穴可开启式地宫，瘗藏舍利的容器也开始出现以棺、椁形造型。总章元年（668年）道世《法苑珠林》记： “显庆五年（660年）春三月，下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俟三十年后非余所知，至后开瑞，冀补兹处。”

（文章来源：豆瓣网2015-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