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指涉范围囊括一切日用物品，即一种文化中所生产的“物质”产品。这些日用物品既可以是大规模生产的、俯首即是的，也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工制作的；有的是身份与社会阶层的象征，有的只是必要的工具甚至玩具。一种物质或物品的文化，不仅诉说着一个特定时空的故事，更是关于那些制作人和使用人的故事，其中还包含着时间的流逝和变迁。物的历史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以物的演变为线索，、社会经济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现代历史学家而言，综合运用文献和文物，由事物的发展变更而触及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一种新的方法。最近二十年间，物质文化研究正在从冷门转向热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物质文化研究热，渐次席卷了欧美中国研究（包括汉学），乃至港台和大陆历史学界，不仅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议题和对旧有议题的检讨，而且激发了学者对过去中西学术传统中“物”之研究的再思。在本世纪之初，台湾学术界受到欧洲史上有关消费社会的研究与理论的影响，开始对明清时期围绕“奢靡”社会风气的大量论述与实践层面的材料进行挖掘与整理，为我们揭示了明清士人与庶民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姿，为明清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达提供了生动的佐证，并对流行时尚与消费行为所折射出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消长提供了分析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台湾史学界形成了一股强调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议题的集体研究风气，特别是在明清史学界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消费观念、器物与文化记忆、城市生活等问题的个案研究。不过其中，有关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研究在数量上显著少于有关十六到十八世纪的研究。在欧美，有关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的研究亦相形匮乏。对此，国际汉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物质文化的先驱——柯律格（Craig Clunas）认为，问题首先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因为西方研究者普遍重视物品的消费而非生产，所以在观察到十八世纪后亚洲制造品在欧洲物质文化领域中数量减少的现象后，便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物质交流已经不再构成值得重点研究的对象。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现象，即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的结局默默地从历史图景中消失了，而当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大量物品重新充斥西方市场和日常生活时，这种历史研究的空白和断裂就显得十分突兀。另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tter）则指出，研究者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物质体验缺乏研究意识，恐怕是因为在描述中国现代化历程对本土社会文化的影响时，仍然不自觉地采取西方中心的立场，故而并没有对西潮东渐过程中中国人对外来物品的创造性容受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本辑所收录的专题论文与域外专论，力图从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展现近世中国社会变迁中人与物关系的细微变化。按照日常生活展开的逻辑，讨论现代化浪潮下中国人在衣食日用各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和特殊的消费体验。如卜正民通过鉴藏这种奢侈性消费，为读者揭示了近世精英文化孕育的物质基础与生活空间。陈建守和林秋云则是通过谱录对于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发生与迁移，陈建守的研究聚焦于“牡丹”在明清文化脉络中的多样面貌，力图展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作为“物”的牡丹如何与人发生“交往”并产生意义。林秋云则是围绕着“花谱”这一文本的形成与演变，条分缕析地呈现了近世中国文人品鉴文化的另一种脉络。消费文化与都市生活景观是研究近代中国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近代中国口岸社会率先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从而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门户。冯客的文章从比较研究与批判性的视角，总括了这一研究主题所涉及的理论层面的问题，可作为本辑中提纲挈领性的文章。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和黄薇的文章均涉及近代中国人服饰消费与风尚的转变，安东篱则将性别研究引入到近代服饰史的研究中，探讨了伴随着“旗袍”的时尚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围绕着女性身体解放与物质变革问题。黄薇则选择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前线的两个特殊群体——来华外国传教士与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作为考察对象，对西式服饰及其背后蕴藏的西方观念如何涓滴渗透至中国现代都市生活中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林郁沁（Eugenia Lean）关于陈蝶仙主编的两套书——《家庭知识汇编》和《实业致富丛书》、曹南屏对于近代中国玻璃制造业发展的研究、葛淑贤（Susan L. Glosser）有关日占时期上海华商乳制品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现代化浪潮中新技术、新事物如何嵌入中国的社会生活与商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例证。赵婧与潘玮琳的研究则是从本土与外来两个角度呈现了转型时期新旧事物的曲折命运，赵婧关注的是西药催产素被引入中国后对中国女性分娩行为方式的冲击，潘玮琳的研究以锡箔这一特殊纸钱的生产与消费为视点，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反迷信运动与宗教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国家通过限制宗教消费品的生产、流通来改革社会习俗的经济干预措施。上述研究所涉话题与领域非常广泛，而其问题意识的内在联系又如草蛇灰线，伏延可追。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采取了“推物及人”的视角。正如英国著名物质文化研究学者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所言，这种视角的创新之处恐怕“并不在于研究方法上，而更在于对文化本质的认识”，通过对物的具体研究，我们得以认识不同社会和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这些日常生活之物的网络， 是人们“赖以建立自身真实世界的具体方式”。由一物的历史，见微知著，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将社会经济研究和微观史研究方法注入思想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物质文化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物具有经济性、象征性双重意义：经济性是因为物作为商品，是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其象征性则表现在物的社会意义和围绕商品的交易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推物及人”的新研究视野，已经并将持续激活对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思与辩。此编主题定为“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即着眼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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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
（《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五辑）
著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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