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徐福东渡的几大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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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东渡最早的历史记载见于《史记》。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封禅书》《淮南衡山列传》中均有记载，多达千余字，其中《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中更是多处直接提及徐福377字。但是千余字的历史记载毕竟不能面面俱到，还是留下了历史谜团。诸如，徐福东渡未归，“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引发了对徐福渡海东寻动机的猜想，也引发了徐福东渡行为的贬损，这正是因为史料和文物的局限，又是司马迁隔代收集的记录，是淮南王刘安的八公之一伍被叙说的。所以，徐福东渡事件到司马迁时代已经成为了口口相传或者有限的史料记载，难免主观上人们评价此事出现偏差而附加臆想和推测，有避祸说，有求仙说，有移民说，有海外探索说，更有韩国学者认为徐福是为齐报仇。或许这些说法都能自圆其说，就是因为徐福二次东渡不仅带了童男女，而且还带了五谷百工，似乎东渡不归，提前有预谋？这些历史谜题都有待于我们中日韩历史学人去破解。

“徐福东渡”雕像群

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概括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这是最为传统的观点，《史记》等相关史籍在提到徐福时，都明确记载了其入海的目的就是奉秦始皇之命寻找长生不老药。在秦代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是很流行的，这些人通晓天文地理、舟师航海之术，还热衷于求取长生不老之方。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像卢生、韩终、侯生等，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秦始皇入海求药就是其东渡的目的。这在琅琊台徐福上书时就明确了的。

 这也是较为普遍的一个观点，《汉书》及《后汉书》中都采此说。《汉书·郊祀志下》说：“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后汉书·东夷传》说：“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因徐福求仙药不得，怕无法向秦始皇交待，为避免杀身之祸，遂东渡不归。历代为史书作注的史学家也都采用此说，这种观点甚至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如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碑文也写道：“盖徐生之避秦……”

执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以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断不会轻信长生仙药之说，他派徐福出海，应有海外探索之意。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志在探索海外。在12年的时间内，他不畏长途跋涉，四次至东方沿海巡视，北至碣石，南至会稽，三次到琅琊、之罘、黄腄。第一次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封禅以后，沿渤海到了黄腄、之罘、成山，在山东半岛转了一圈，南下到了琅琊。他在此住了三个月，派徐福入海采药。他在琅琊刻石中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又说：“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始皇所向往的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有他的臣民。他这样多次到沿海一带巡视，说明他对东方大海的极大关心。有的学者说：“始皇东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东至扶木（扶木即扶桑）的理想，而徐福探海东渡正是实现始皇理想宏愿的具体行动。”因此，徐福集团大规模、有组织的东渡，实际是在执行秦始皇海外探索的计划。而战国时代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则是引导其积极探索海外的指导思想。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制、巩固其统治地位，不顾长期战乱和百姓的死活，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事力量，连年对外用兵，南征百越，北击匈奴，致使国力亏空，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不仅如此，他还不顾实际情况，征调全国人力，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墓等大型工程，导致广大人民怨声载道。，徐福决定利用为秦始皇入海求仙的名义，借助的力量，去海外寻找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于是，他便精心筹划、周密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移民海外的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此观点的学者日益增多。

，在他的《秦汉史》中写道：“徐巿（即徐福）等之入海寻求三神山，正是当时滨海一带的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之商业的通路。”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的理由与持海外移民说的学者们的理由基本一致，。居住在沿海一带的方士们，利用熟知大海的优势来逃避秦朝的专制苛政。徐福便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利用始皇帝企图长生的愚蠢，暗暗地，有步骤的施展自己的计谋。他要的大船、捕鱼鱼具、连弩等武器设备，都为过洋出海所必需”。

朝鲜时代儒学者金就文的《徐巿论》提出徐福东渡是为齐国复仇的观点。当代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也赞同此说。他认为徐福东渡是为了报亡国之仇、消灭族之恨而策划的一次叛离秦始皇恶政统治的行动。为实现目标，徐福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秦始皇一再拨发经费、赏赐宝物、申请船只、组织人员、集结各种有用人士、准备粮食种子，为逃离后的安居乐业做好一切准备。再者，徐福所带之人也多为原齐国人，他们对秦始皇的统治极为不满，因此最终叛逃海外。

笔者认为，徐福东渡的目的是随着秦始皇的心境和身体状态而变化的，在琅琊台，秦始皇意气风发，以求长生不老药之名求探索海外世界之实。再见徐福，秦始皇不惜以皇帝之尊，亲自下海射鲛鱼，为徐福东渡开路，则是身体出现了状况，需要吃长生不老药。

在秦始皇四次东巡的经过地都引发了关于徐福东渡起航地的论证讨论。如河北秦皇岛市的“碣石”入海求仙处，浙江慈溪达蓬山秦渡庵，浙江岱山蓬莱山，江苏连云港海州湾，江苏苏州黄泗浦附近等，这些地方在徐福东渡活动中作为徐福考察、探索入海通道不是没有可能，或者曾经组织过入海活动。但依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琅琊筑台命徐福等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并在琅琊台等了三个月，可以认定，首航地应是琅琊。

公元前210年，徐福陪同秦始皇从琅琊入海绕荣成山到之罘射鲛鱼，最后一次正式起航并获东渡成功，“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最后一次成功东渡的起航地应在之罘一带海港或黄腄一带的黄河营古港。至于徐福在公元前219年-210年10年间销声匿迹，他到哪里去了？近有学者认为徐福首航遭遇失败后，在北方港口维修、整顿，重新集结，总结经验，网络人才，又南下江苏、浙江寻找新的航路，云游海疆，等待更为合适的机遇再次起航。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秦始皇第四次东巡由南北上时，徐福追随秦始皇“北至琅琊”并在琅琊再见秦始皇，巧妙地陈述了“终不得药”的理由，打动秦始皇亲自下海为徐福东渡开通海路。所以才有了诸多起航地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又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史记·封禅书》也有“（秦始皇）游碣石，考入海方士”的记载。因此，有学者撰文认为“古秦皇岛为傍依陆地之孤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也适合古时皇家船队泛舟入海。……加之秦皇岛海域是北方少有的天然不冻海域，因此，在科学技术落后、人力建港受种种条件约束的秦汉时代，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皇家求仙队伍，选东山作为入海求仙的下海处，完全符合情理，并开船多是一帆风顺。”

盐山有千童城，秦称千童城，汉置千童县，治所在今盐山县旧县镇。东晋晏漠的《齐记》称：“秦方士徐福将童男女千人求蓬莱，筑此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有：“饶安县，本汉千童县，即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置此城以居之，故名。”黄骅有丱兮城，南朝顾野王的《舆地志》载：“高城东北有丱兮城，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因筑此城侨居童男女，号丱兮城，汉因置千童县。”因黄骅与千童城和丱兮城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部分学者认为黄骅港为徐福船队的出发港。

这是台湾学者梁嘉彬在他的《关于徐福史料之观察》中所提出的观点。其根据是《括地志》等书说：澶洲在东海中。《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会稽东冶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日本新宫徐福墓碑文也说：“放船于吴越之地者，遭风箭激，则必来于此。”

也有人认为徐福是从舟山群岛岱山起航东渡的。明代天启《慈溪县志》记载：城东三十里有大蓬山，“秦始皇登此山，谓可达蓬莱而东眺沧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谓跨溟濛，泛烟涛，求仙采药而不返者也。”元代《昌国州志》记岱山蓬莱山“在东北，环以大海，世传徐福至此山。”元代吴莱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有“山多大树，徐福盖驻舟于此”的记载。民间因此传说徐福从舟山群岛东渡日本。

这是20世纪80年代赣榆徐福村发现之后，有些学者提出来的观点。这一派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一是海州湾秦东门附近起航说。二是岚山头或连云港附近起航说。三是海州湾朐县海港起航说。

《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两次派徐福入海求仙之处均在琅琊，而琅琊自战国以来就一直是方士入海求仙与方士活动的中心，特别是与神仙方术及海上求仙关系密切的阴阳家思想在此地极为盛行。从航海交通地位看，琅琊为当时国内外之航海枢纽和天然良港，且具备大规模船队进出的各种自然条件。另外，晋代伏琛的《三齐记》称徐福东渡从琅琊附近的徐山入海。徐山附近还有徐福岛、登瀛村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琅琊为徐福东渡起航地。

秦代黄县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之滨，地理条件优越，海陆交通发达，作为交通海外的门户起源很早，是中国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港口。秦始皇东巡曾亲临黄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曾遣将军杨仆率楼船从此渡海，远征朝鲜。龙口北海岸有黄河营古港，西晋司马懿伐辽东时，曾在此筑大人城，运输军粮。《元和郡县志》说“大人城在县北二十里，今新罗、百济常由此往返”。故有学者认为此处应为徐福东渡地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徐福船队庞大，人数众多，集结或启航不只局限于一处港口，可能在多处港口活动。包括山东沿海各港口，河北盐山、秦皇岛，江苏连云港、苏州，浙江慈溪、岱山、象山等地。所征集的出海人员也是从不同港口向山东沿海集中，然后出发的。

关于徐福出海的次数问题，《史记》明确记载的有两次，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第一次，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是第二次。有学者据此认为徐福出海共有两次。但也有学者认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并非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因为这次徐福并未“入海采药不返”。还有学者主张三次说，四次说，多次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太史公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徐福东渡第一次起航港在琅琊，这是无可争议的。秦始皇筑琅琊台后，以正式皇命的仪式接受徐福上书，责成李斯或琅琊郡守牵头筹备以最快的速度组成求仙船队，因此起航港不会舍近求远离开琅琊，有了皇命好办差，数千童男女就近选拔，五谷百工就近征调，船只现造来不及而且耗资大，挪用“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运北河”的秦军运粮船队，徐福一行就“入海求仙人”了。这次求仙没有结果，只是记载到公元前212年“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又因为没有出现第二次求仙童男女和百工们未还“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的局面，反而证明他们都安全返回了，只不过朝廷花了钱白跑了一趟，全部的压力都在徐福一人身上，这才使徐福隐居十年，遍走海疆，总结经验，小心探索，网络人才，寻找最佳起航港和航海路线。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次“遂之琅琊”，徐福没有露面。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北至琅琊”，徐福巧妙解释了“终不得药”的理由，并打动秦始皇亲自下海为徐福第二次东渡打通海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丑癸，始皇出游……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才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太史公这段话，第一层意思是徐福与秦始皇第二次在琅琊见面，徐福要汇报这十年的工作，解释“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的原因，求得秦始皇的理解与支持，这是最最重要的。把原因说透，把理由找足，还要把秦始皇引导到自己寻找到的理想起航地去，这才是徐福的目的。此时的秦始皇也非十年前的秦始皇，几经折腾，身心疲惫，况且这次出巡还有躲灾的意思。如果说上次派徐福入海求仙可能还有探索海疆的目的，那么这次则是求仙药更为急迫一些，徐福足智多谋，抓住了秦始皇的心理变化，所以一说就通，一拍即合。秦始皇跟着徐福就从琅琊下海继续北上了，这同时也说明琅琊经过上次出航失败已经不是徐福心目中的理想起航港了。第二层意思说明了徐福东渡的成功起航地，徐福把秦始皇引到之罘沿海，因为“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其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这里是海市蜃楼的发生地，也是燕齐特别是齐方士的聚集地，当然也在徐福家乡的附近，徐福熟悉情况，经过十年的考察徐福还是把起航地选择在黄腄沿海。胶东北部沿海海上与辽东、朝鲜民间早有往来，很多渔民、商人走过这条航路，这里也有“起于黄腄”的秦军运粮船队，现成的黄河营古港、之罘古港完全可以容纳庞大的东渡船队。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秦始皇大悦，谴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这是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的八公之一伍被向刘安进言分析秦朝得失时说的一段话，大意是由于这么多的童男女和百工随徐福走了没有回来，他们的亲属十家有六家对朝廷不满。我认为是秦始皇“遂并海西”的补记，也是徐福第二次东渡成功的结果反馈，而不是第三次东渡。因为秦始皇很快死于西归途中的沙丘宫，，但是民间的这条航路始终是畅通的，秦朝的变故和徐福船队的消息是可以传递的。太史公为汉武帝臣，与刘安同时代，此时距徐福东渡不过半个多世纪，夹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用伍被的口说出了徐福一行的行踪，也是对前文的呼应与交代。

所以笔者认为徐福东渡只有两次。

其实，徐福东渡总共带了多少童男女并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因为古今中外记载并不一致。《史记》说法有二：《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9年首次入海是数千人，《淮南衡山列传》说是3000人。汉东方朔《十洲记》说是500人。五代义楚和尚《义楚六贴·城郭·日本》说童男童女各500人。唐代戴孚《广异记》说童男女各3000人。《胶州志》引《三齐记》说是2000人。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元人于钦《齐乘》说是1000人。

日本的记载也不一样，《和歌山县史迹名胜志》说是500人，新宫徐福墓前木牌说是3000人，《日本山河》图册介绍是1000人，日本八丈岛的传说童男童女各500人分居八丈岛、青之岛。

中国近有细心学者统计，徐福东渡总计人数总共5250人，也有人说加上百工等可能超过万人。

徐福研究界通常回答徐福东渡人数都是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的3000人为准的：

学界一般认为，徐福一行东渡去了日本。

自五代后周义楚的《义楚六帖》开始，后来的中国史籍大都认为徐福东渡去了日本，大多数学者也都赞同此说。：“日本，对于秦人来说，还是浮现在虚无缥缈的大海中的一个神仙之国。但是从战国以来，这个神仙之国就以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名字，为燕、齐的方士所称道。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经派遣了一个以徐巿为首的，由青年男女几千人组成的探险队，去寻找三神山。但徐巿所率领的探险队一去不返……”日本研究者也认为日本弥生文化（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是一种先进的外来文化，水稻和金属工具的传入更是引起了弥生时代的巨大飞跃。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秦汉时期的出土物相似，可能是徐福等秦人移民集团（归化人）携带而来的。在日本，徐福登陆地也有不同说法，九州的佐贺，青森的小泊，京都的伊根町，和歌山的新宫，三重县的熊野等。

一种观点认为徐福集团经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再沿朝鲜西海岸南下，在今韩国济州岛作短暂停留，再到日本南部九州一带。在济州岛最南端有正房瀑布，旁边的崖壁上刻有“徐巿过此”四字，“徐巿”即徐福，是徐福船队在此留下的遗迹。西归浦就有徐福西归之传说。一种观点认为徐福集团主要部分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在此生活了四五百年后，到了东汉时期再从朝鲜南部移民到日本，日本史籍中记载功满王、弓月君、秦酒公移民集团率部自韩国移民到日本，以上集团的先人来自中国一百多个县，有学者推断应是徐福集团后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徐福集团到韩国济州岛后留下一部分人，其余的人继续航行到达日本。

个别研究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到了舟山群岛或台湾。他们论证，根据当时落后的航海条件，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所以他们不可能走很远，只能停留在中国千里海岸的各个港口或沿海大小岛屿上，并逐步向中国内陆移居。

少数研究者认为徐福船队为飓风所袭，一部失联经日本漂流到了美洲，认为北美洲南部一些山区的人们仍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如“十二生肖”等。墨西哥、秘鲁等地也曾发现中国早期的文物，如大齐田人之墓碑，秦汉时期的铜钱。萨尔瓦多发现“汉人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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