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谈到中国发达的古代文明成就时介绍,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那么,宋代经济到底繁荣到什么程度,乃至可以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下面我们通过史实来了解下吧。
经济总量为世界最前列 人口过亿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
根据他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赵匡胤建立宋朝),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仅为422美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1870年GDP人均530美元。由于内战,到1950年,中国人均GDP仅为439美元,还赶不上宋代初的450美元。1952年达537美元,但仍低于宋末的600美元,而欧洲却达4963美元了。
据介绍,北宋至徽宗年间,人口已经达到8100万,大大超过了盛唐时期的人口。当时与宋并存于中国境内的还有辽、金、,合计人口,估计达到1亿。不过,在宋代的人口增长过程中,地区发展是不同的,华北地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只有29.7%,南方则发展极快,北宋末年与唐盛世相比,唐朝南方有3920415人口;北方有5148529,在北宋北方有6624296;南方有11224760,人口密度是50人/平方公里以上。按元丰三年之户数,北方约占37.3%,而南方占62.7%,表明人口重心已移至长江中下游。
宋代经济繁荣发达的另一个集中表现是城市和市镇的兴旺。宋朝时期开封人口超过100万,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另外,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其时,欧洲最大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而且,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
商业的发达是宋代经济发展的秘密之一。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
北宋发行过大量纸币,包括交子、钱引一和小钞,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纸币一张也没有留传下来,其原因大概是纸质易烂。
宋代商业发达的表现是城市里店铺林立,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连锁店、24小时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0-30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宋朝的财政收入巨大,但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人民负担。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的小型王朝之一。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景德镇,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临安凤凰山下的修内司官窑,所烧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
宋朝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仍然制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当在二百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在贸易方面,宋朝首次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誉满全球。而其商船的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当时,大海船达300吨,而几百年后的哥伦布航船才120吨。采用指南针导航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
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朝版图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仍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江阴军两处市舶务。
娱乐场所称为瓦舍,也就是大型文艺演出的场所,多位于人流量大,繁华热闹的地方,利于宣传和盈利。瓦舍又分为许多勾栏(用栏杆围成圈,以幕布围起来),一个大型瓦舍里多达五十余座勾栏,可容纳数千人之众。每个勾栏里演绎的节目也不同,诸如有说唱(话本)、曲艺、杂技(踏索、吞铁剑)、傀儡戏、口技、相扑、耍猴等等。娱乐业遍地开花,从官方到地方,从民间到军营,无处不在。时殿前都指挥使(首都戍卫部队司令)杨和王,他在军营里面弄了个瓦舍,招揽一大批民间艺人和歌舞演员,没事就搞文艺演出,慰问军队。
据各种史籍记载,南宋临安城有瓦市二十多处,积善坊巷、后市街、乌龙巷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娱乐场所,其中位于今众安桥南的北瓦规模最大,《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分别演出杂剧、杂技、相扑、傀儡戏、说书、讲史等,昼夜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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