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下武志:17-19世纪全球视野下的广州丨中国的世界系列讲座

寻找传统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基因，

中国的现代性，

以及，当代中国对古代中国的上下求索。

1905年，梁启超（1873-1929）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梁启超全集》（第三册），1683-1692页）。在序言中，他说，其参考书类，除中国古籍外，取资最多者，则德国哈士氏Hirth所著《中国通考》（Chinesische Studien）。哈氏为现今西人研究中国史第一流之学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为教授，吾游美时，曾与机见，彼出名刺相示，译其名，作“夏德” 二字，盖粤音也。其室藏中国古籍及名画等极多……（著者识）。

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年-1927年）在德国拿到学位以后，1870年开始在中国海关工作，而后于1902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教授。梁启超注明德语Hirth夏德的念法是广东话。

同时，梁启超在“中国史上广东之位置与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节中说，广东一地，从世界史之方面看，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 斯亦奇也（同前，1683页）。

以广州为出发点，梁启超说明了，在17-19世纪之间，广州的海运交通网络具有世界性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

17-19世纪全球视野下的广州

时间：2017年10月14日（六）15:00-17:00 
地点：方所广州店（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83号太古汇MU35号） 
主讲人：滨下武志
主办：方所
合作品牌：天英汇

【参与规则】 
1. 无需报名，免费入场； 
2. 方所会员可电话预留座位，名额有限，于活动开始前3小时截止报名，详询客服：020-38682327-601； 
3. 会员预留座位保留至活动开始前10分钟，逾期不候，现场座位安排请配合工作人员指引。

17世纪以后，围绕广州（Canton），发生了世界上很有特色的历史现象。17世纪以后，随着广东贸易的兴起，美国的移民新城市在产生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保有广州名字的新城市。在美国，不管人口规模的大小，俄亥俄州（Ohio）、缅因州（Maine）、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伊利诺伊州（Illinois）等等，25个以上的州里出现了保有Canton名字的新城市。除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也有保有Canton名字的城市和村庄。新城市的成立有几种不一样的背景和原因。有广东贸易，也有当地的移民问题，新旧宗教问题等等。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都是一致瞩目采用了Canton名字来表达自己的地方认同。所以，我们可以说，16世纪以后，由于广东贸易的兴起，广东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具有世界意义之地。

全球视野下的广东，既是从广东看世界的视野又是从世界看广东的视野，是这两种视野不断地在历史交往中互动认识的一种过程。

△ 滨下武志部分著作

“亚洲”这个概念既可以以亚洲为中心来理解，也可以从欧洲出发来观察，还可以从全球来思考；既可以从陆地去界定，也可以从海洋来定位；既可以从历史去判断，也可以从现实来建构。……从区域的角度来看，19世纪以后，大家讨论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亚洲历史研究有时间的问题，同时存在空间的问题，需要从空间之间的变化关系来讨论，我们应该在地域或者区域等空间的范围中展开，这种空间视野一方面是以区域作为研究单位的历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在批评以国家作为唯一单位来讨论问题。从比较视野来看，亚洲的“地中海”与欧洲的地中海比较颇为流行，这种横向的或者空间上的比较是在海与海之间寻找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宏观性的海洋与陆地之间的比较需要从相互关系来讨论，单纯海洋研究不能很好了解区域性的特色，陆地与海洋的循环需要通过河流结合起来。

舒小昀：中国人在认识亚洲的时候，本身存在非常奇怪的现象：首先认可“中国”概念，然后是“世界”概念，“亚洲”则是一个中介性概念，似乎只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起到不算特别重要的桥梁作用，、四海直接谈到世界。包括梁启超（1873—1929）、孙中山在内，他们谈的“亚洲”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借用日本的，或者说是受他们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滨下武志：中国古代经常是用“天圆地方”、“九州岛”来界定世界，这已经包括了“世界”的概念，似乎不再需要用外面空间的概念了。所以，“亚洲”概念出来后，就变成中介性的而非实体性的概念了。用“中国”这一概念似乎也可以涵盖到欧亚大陆很多地方。将“中国”概念扩大，即是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因此，不需要使用“亚洲”概念。清末民初，许多杂志讨论过民国初期新国名的问题。这种历史讨论不能得出固定的结论，但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地域观就此得以展示。总的来说，讨论对象不一定只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从地缘文化角度来讨论亚洲，更丰富的内容也许会涉及亚洲的活跃性，再将人口问题与市场流动加进来讨论亚洲。这将成为亚洲知识分子之间新的讨论平台，也许会出现一些有用的词汇。

舒小昀：朝鲜半岛对亚洲的直接感受是来自于两个邻居——中国与日本，正是这两个邻居给了它自身的定位。它的亚洲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两个邻居的影响。朝鲜的知识分子对海洋的认识可以从一些文献中寻找线索。

滨下武志：朝鲜历史上有关天文的知识很多，他们有一种超越自身的世界观，试图关注更大的范围。但是，与邻国交流交往有一种偏向性，这与朝鲜半岛所处的位置有关。朝鲜半岛有四千多个小岛，有的岛屿没有人居住。16世纪后，朝鲜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推行儒教。统治者重视农业与陆地利用，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外出的人比较少，居住比日本分散。它与日本的历史条件并不一样。

舒小昀：我在伊豆半岛旅行的时候，看到房屋建在小块的土地上，彼此分散，人们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生活。作为旅行者看来，这是比较精致的生活，但作为这里的居民，却是因海与山的挤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让我想起20世纪出现过日本定位的讨论，谈论日本究竟是一个海洋国家还是一个岛国。

滨下武志：日本既有岛国的性格，又有海洋国家的性格。从历史和自然条件来说，日本有着狭窄的沿海地带与航道，太平洋洋流的存在亦不利于外出航行，对日本的海洋发展有限制。虽然日本看起来是海洋国家，但长期以来只是利用浅海，没有利用远洋。日本历史上闭关锁国也有影响，幕府禁止商人的出入，只允许有限的交流。其实，日本也是山国，60%都是山，只有40%土地可供人居住；海洋与山地中间的平原部分可以发展小规模的农业，人们也利用山里的木材和近海的渔业。日本人通常有三种身份：渔民，山民，农民。人们按照气候的变化，夏天在沿海地区打鱼，春天到秋天从事农业活动，冬天砍伐木材。那些适合做生意的地方比较富裕，但这样的地方并不多。

研究日本经济史的人有两种讨论方式：一个是亚洲内部贸易，一个是与欧美的贸易。日本行政机构关注的角度也不一样，通产省强调亚洲贸易，外务省等强调欧美贸易。在日本的领事报告里面，他们提出，一定要重视亚洲内部的贸易，还要注意与欧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强调亚洲贸易的人批评他们：我们在亚洲附近，有这么好的市场，为什么要去欧美这么远的地方？

舒小昀：从学术界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看，“亚洲”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欧洲人认识的结果，同时也是欧洲人在亚洲的活动所带来的结果。但在贸易这个层次上，您提出了“亚洲经济圈”的概念，它与“海洋亚洲”是一种什么关系？

滨下武志：从近代时代来看，欧美因素是一种将亚洲特色表现出来的外在刺激因素，也可以说亚洲经济的特色通过与欧美的关系得以呈现。但亚洲可以利用自身的历史性的因素来开始他们的活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亚洲经济明显存在亚洲内诸国竞争的格局。特别中国，印度，日本之间的竞争。最早是围绕中国的生丝、茶叶出口垄断世界市场，后来印度，日本加入进来出口竞争。19世纪后半叶，诸国竞争的过程形成亚洲经济圈，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展开。这种亚洲内部的经济因素反过来也可以了解竞争中的经济变化就在中国、印度，日本之间的棉布贸易，出口茶叶、生丝的问题等里面。将这种亚洲经济圈的思路也可以放在世界经济或者国际经济史研究方面。这种以区域作为研究单位的历史研究方法，也是在转换以国家作为唯一单位来讨论近代问题。

19世纪以后，大家都在讨论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其实同时也存在不一样的空间上的问题。这样的角度与从国家角度看历史不同，像南方、南海、东海的贸易来往就显得比较重要。例如，日本最早使用的中文手册是用广东话编写的，广东话是南方民间交往的重要方式，如果以国家为前提，就会忽略南方或者地方性的特色。至于更早期，16—17世纪亚洲大范围里的活动，可以以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作为讨论对象。它们的活动也许是内陆的，也许是海洋的，研究者可以寻找内陆海洋的循环问题，不一定要分开来讨论。但是，对大规模的活动则可以采取一种伸缩性的做法。如果来做更具体的讨论的话，还需要有以印度洋为主体的研究结果，以及东亚、西亚、阿拉伯世界的海洋活动的研究。从西洋来看，真正的亚洲面貌的形成还是在清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特别，从看不见的贸易活动，就是航运，保险，金融业，主要的活动领域是，围绕海域周边的沿海城市像上海，香港，新加坡，孟买等通过海域沿海城市进行经济活动。除了经济活动以外，移民活动也港口城市之间的活动。所以亚洲经济圈的提法跟海洋亚洲的视角离不开的。在近代以前的朝贡贸易时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朝贡贸易跟海洋贸易的关系。

舒小昀：另外一种比较就是宏观性的海洋与陆地之间的比较。人们在研究海洋心态的时候总会提到海洋与陆地的差别，这样的比较有没有可能？海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人们不去寻找它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话，按照现在的能力，只能将海洋中的一些因素拿出来作比较。

滨下武志：陆地与海洋比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但目前的研究近况来看不是比较研究陆地与海洋，还不是研究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循环问题，而是一定需要从互相关系来讨论海洋。不然的话，海洋研究只是海洋研究，不能很好了解一种区域性的特色。陆地与海洋的循环还需要通过河流结合起来。例如，越南半岛有很多外流河，从特定的《海门》流入海洋和进入内河；中国古代对河流、水源的观察比较集中的有类似《水经注》的著作。河与海的分界还有一种联络的概念，因而也需要更多理解海洋的运作；还有，海的功能、海与人之间的互相作用等等。利用河与海不一样的结合关系，历史上人们也可以理解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东南亚”概念是战后美国构建出来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是蒙古时代之后出现的区域与海域的关系，蒙古南下时代陆与海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现在的亚洲或世界。这些越来越多地反映了蒙古时代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互相关系。这其中，对于元代的长途贸易有着一定的影响。

嘉 宾 简 介

滨下武志

滨下武志（1943— ），男，日本国静冈市人；
197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获硕士学位；
1979年到一桥大学经济学部任教，1982年转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历任助教授、教授、所长、东洋学文献中心长等；
2000年被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聘为教授；
2006年被龙谷大学聘为教授，同年受聘中山大学历史系全职任教；
2008年至今担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华侨、华人与中华网：移民、交易、汇款网络的结构和展开》，主编有《海洋亚洲》《亚洲再思考》《东亚的复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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