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窑在哪儿?

►吉州窑遗址地处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与吉安市相依在赣江的西岸，首尾十公里之遥(曾有一些史料，将永和镇误为吉安市所辖)。这里水路交通便利，上溯赣州，下达南昌，具有古代瓷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永和镇是个沿江走向的，小镇，目前发现的吉州窑永和遗址占据了永和镇西侧约两公里长、一公里宽的范围，它背负数十里的浅山丛林，周围是顷顷农田和几座秀丽的村庄，京九铁路在遗址一侧通过。这里是古“东昌”县县城所在地，地属吉州管辖，故名“吉州窑”。因地处永和镇，又称“永和窑”。
　　吉安县汉称庐陵，新莽后迭称桓亭、高昌，三国吴为庐陵郡，自隋迄宋均称吉州，在元代时期改称吉安路庐陵县，明代称吉州府，民国时复沿用旧名吉安县。永和镇最早叫东昌城，是因为县之所在而得名，吉州窑之所以在永和镇发展起来，这和县城历史上繁荣所具有的经济文化条件是分不开的。东昌城在县的建置被废后，由于吉州窑窑业的发展，依然成为颇具影响的名镇，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科学京方以智在《游永和记》中描写永和道：“因窑立镇，置监主云，估商帆集，万烟骈填。”在宋代永和镇由于吉州窑瓷业的兴旺和繁荣而为“天下三镇”之一。现存永和镇的吉州窑遗址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累累相连的24座窑址是全国陶瓷历史文化中少见的规模庞大而集中的遗址。
　　吉州窑兴衰的历史是研究吉州窑的重要课题。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民窑，在近700多年的烧造史中，其发展脉络是非常复杂的，从有限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对吉州窑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关干它的兴衰变迁，基本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吉州窑创烧干北宋，南宋末年则已停烧；另一种观点认为吉州窑创烧于晚唐，至宋末元初一度衰退，元代继续烧造并有新发展，终烧于明代中后期。根据近几十年来的不断考占中新发现的资料证实，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真实、科学与可信。
　　前一种观点的形成主要根据《吉安县志》卷四八载“宋末(吉州窑)土尽窑变.故移之浮梁”和《青原山志》卷二载“(吉州窑)宋时开窑，取鸡冈龙度腻土作器，四方鳞集，烟火数十家”至“宋末土尽窑变，故移之余干”。另外曹昭《格古要论》也载：“相传文天祥过此时，其窑停止烧造，今其窑尚有遗迹，永乐中或掘有遗物。”认为吉州窑创烧于北宋，终烧于南宋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文献的记载。历史文献固然是考证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据，但它并不是惟一的依据。已故著名学者蒋玄怡先生在50年代对吉州窑作了详细考察之后，对于吉州窑发展史方面的问题有过这样的论述:“在吉州窑遗址中发现的早期青瓷的烧造方法是衬块烧，在绍兴出土的三国纪年瓷器，即用此原始方法。迟一些时代的是余姚窑的‘大中八载’(854年)残器。这种烧造方法应用的时代，一般说来是第9世纪到第10世纪才废止。这种早期青瓷，炻质黑胎，乌青釉，和绍兴越窑极为接近，而土蚀颇深，在七八世纪生产这种青瓷是有可能的。”“吉州窑的各种碗式，天目器中有敞口(俗称凉帽式)。这种形式见于唐越窑、宋龙泉器。矩鹿出土的大观时代遗址的器物中，据矩鹿宋瓷丛录，17只碗式中，只有一只敞口式，北宋末年此种形式似逐渐淘汰，到了南宋就衰落了。元代的碗式则以‘枢府’式为主。在天目器中，这种敞口碗式样占的数量很大，又有臼形碗式占的比例也很大。这种形式，古代南北各窑很少制作，可说是天目器的特定形式，日本尾崎洵藏著《中国古陶瓷之鉴赏》中(332页)认为是北宋形式，有人论吉州窑是中国唐代以来重要窑之一是不无理由的。从遗址堆积来看，吉州窑的生产是持续了几个世纪，黑天目器的年代似从10世纪到12世纪，一直继续生产。”
从1981年至1982年，国家批准对吉州窑本觉寺窑岭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蒋玄怡先生在50年代的推论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本觉寺窑岭遗址是吉州窑24座窑岭遗址中的一个，该遗址地处古代本觉寺的旁边，在为期一年多的考古挖掘中我们发现该遗址的堆积层有明显的间隔，每个间隔层中所出土的资料对于断代考证是比较可靠的依据。当时在窑床底下堆积约四五米深处出上了大量的酱褐釉碗，双系罐、乳白釉瓷等，它们都属吉州窑早期产品。参与当时发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通过对这些出土资料的分析，都认为是唐代晚期的产品，它与江西洪州窑。以及一些唐墓中出土的陶瓷器物极为相似，而且在一些酱褐釉碗内底多粘4个至6个衬块，这种烧造方法正如蒋玄怡先生在50年代考察中提到过，它具有唐代以前和唐代时期的烧造工艺特点。
　　另外，从吉州窑所出土的乳白釉厚唇碗、窄唇高足盏和折唇高足盏的情况来看，它们与各地唐代瓷窑及墓葬所出土的唐代器物多有相似之处。白瓷唇口碗因口缘凸出如唇而得名，最旱出现在晚唐时期，五代生产较多。1981年在本觉寺窑址的发掘中。这些乳白釉碗、盏等多出自窑底以下堆积层，器物施半截釉，形制接近于晚唐、五代的风格。参与发掘的专家们认为:‘乳白釉厚唇碗、折唇碗，在江西南昌‘大顺元年’唐墓、河北曲阳唐墓、江苏新海连‘吴大和五年’五代墓和四川成都五代后蜀主孟知祥合葬墓均有出土。赣州七里镇窑、景德镇湖田窑和河北定窑也有类似晚唐和五代器的出土，吉州窑乳白釉缽器壁饰褐色点彩，与江西德安‘景裕四年’、‘康定元年’墓影青钵近似，似北宋或五代器。其他如印花碗、菱口碗、菱口碟、黑釉瓜棱碗和青灰釉莲瓣纹高足杯亦多见于北宋墓，有的也可能早到五代。”
　　从各地窑址出土的乳白瓷资料看，赣州七里镇窑烧造历史与吉州窑相近似。七里镇窑白釉厚唇碗近似吉州窑厚唇碗。其他如陕西耀州窑五代白釉厚唇碗、河北定窑晚唐和五代白釉厚唇碗、景德镇湖田窑五代白釉厚唇碗，均近似同类型的吉州窑瓷器。这种“厚唇”是晚唐、五代时期胎型的一种特征，在当时南北各窑都有这种类型的烧制，只是材料质地有别，但造型是一脉相承的。已故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论述定窑陶瓷时认为:“从多次调查窑址与小面积发掘所获得的瓷器标本分析，可以确定曲阳涧磁村烧瓷创于唐。”“碗身略有弧度，口部外面凸起圆边，形似嘴唇，一般称为唇口碗......这类碗的相对烧造时间是唐代后期，唇口碗五代时仍继续沿用。”这一推论对吉州窑上限的断代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以上多方面考古发掘的材料确定吉州窑创烧于晚唐，是到目前为止较有说服力的推论。晚唐时期吉州窑以烧造酱褐釉瓷为主，并且质地较粗，酱褐釉双耳水注，唇口长腹，并有一个与双耳齐高的注嘴；酱褐釉双耳罐短颈鼓腹，造型敦实丰满，形制不是很规整，施半截酱褐色釉，并在器物肩部塑有双耳。这两个器物从造型和质地上看都有唐代晚期器皿的特点，是吉州窑晚唐时期生产的陶瓷实例。
　　乳白釉瓷在五代和北宋时期较有发展，南宋是吉州窑的鼎盛时期，其中黑釉瓷有很大发展，同时又出现了彩绘瓷。吉州窑彩绘瓷，在江西吉安、南昌、新干和九江等南宋墓均有出土，其中在1981年，新干南宋墓出土的彩绘奔鹿纹罐与江西省博物馆藏的奔鹿纹罐基本相似，其纹饰一脉相承，只是造型略有区别。从遗址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吉州窑彩绘瓷烧造得较多，各遗址堆积的中上层都有很多彩绘瓷瓷片。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多是由家庭副业草创然后转为地主、商人的经营。这种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它的繁荣和衰竭，都与自然条件和自然经济的兴衰相关连，就是在现代文明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很多的民间窑场，也依然以这种方式延续着几千年的滚滚窑烟。吉州窑初创时就是由家庭副业的形态出现的，“民聚其地，耕且陶焉”便是这种形态的写照。宋代手工业作坊有两种形式：一为官营手工业，一为民营手工业。两宋时期陶瓷业除“越窑”、“北宋官窑”和‘南宋宫窑”为官营瓷窑以外，全国各地的大量瓷窑都属民营性质。但是民窑产品并非皇室不用，皇室对一些民窑也曾令其进贡陶瓷，如耀州窑、定窑等，并对一些大窑场设立管制机构，课税并监督生产。据永和镇《窑岭曾氏族谱》(清宣统三年本)载:“永和东昌自唐宋末称胜地，而尤莫胜于宋，宋置大镇陶填于此市，有官司纲纪税务。’这说明吉州窑已从草创的民窑发展到由封建主来直接干预窑业的盛世时期。官家直接管理生产、课税，并监督生产贸易，表明吉州窑在它的繁荣时期，实际上具有半官窑性质，这时的吉州窑逐渐受到各种非自然因素的控制。宋代是个严厉实行官卖制度的朝代，人民生活必需品都归官家专营，吉州窑主要生产民间日用品，这与当时的经济和生活需要相适应，因而得到了当时官家的支持，也得到了“半官窑”性质的监督与官营贸易的刺激，因此南宋时期是它的全盛时期。
　　元代的开始，结束了宋、辽、金、西夏几方面割据的局面，社会发展又一次走向大同与稳定，手工艺经济得到了恢复，官匠免除了其他差科，并可世袭其业，因此全国手工业文化得到了发展，中国陶瓷工艺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北方的耀州窑、钧窑、磁州窑等窑场，南方的临川、龙泉、德化、石湾、景德镇等窑场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种大的形势下，吉州窑虽然在宋末元初曾一度衰退，但丰厚的基础和当地陶瓷技术的延续，又促使它一度走向兴旺。元代商业渐趋繁荣，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国外贸易的日益扩大，使其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
　　1976年在南朝鲜西南部新安海底打捞的一艘元代贸易沉船上的大量中国瓷器中，吉州窑的彩绘花瓶是其中较为精美的遗物，这说明吉州窑在元代还是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
　　1981年(吉州窑)肖家岭出有一件“元祖郭家大枕记号”的铭文枕片。“元祖”应是指宋时吉州窑“五窑”之一的郭家，该制瓷窑工是其后裔，当晚于宋代。另一意似泛指元太祖年)至元宪宗(1260年)这一段“未立年号”的时期，它是吉州窑断代的一个实物依据。另外，传世物中较多的彩绘瓷枕、瓶等类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吉州窑彩绘瓷枕无论在造型还是在纹饰的彩绘艺术水平上都是柞常精美和成熟的，它完全是大量生产时期中的产物，这也可以看出元代吉州窑瓷业之状况。还有现存吉州窑遗址间的清都观系元代所建，虽香火早废，但房屋尚存，并有一铁钟上载有铭文“至元二年太岁丙子十月口日本山道十刘禹贤题”，“大元国江西道吉安路庐陵县永和清都观化一方檀越……铸造洪钟一口，计一千余斤”。元代在吉州窑的中心建造清都观，铸造大钟，这也说明当时经济情况的兴盛。从传世遗物及窑址的发掘实物资料看，吉州窑直至明代中、晚期才真正停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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