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雄近千年的江右商帮,到底有多牛?

江西商人出现的时间很早，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资料之中。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行贾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当地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乡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北宋大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也曾多次前往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

　　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扩张至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渐成气候。

　　另一方面，，实行了长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这样一来，以千里赣江衔接南北的水道运输便十分活跃，自然带动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江西商人的活动空间。

古代有“江西填湖广”之说，即是江西人口向湖广地区大规模流动，时间从元末明初延续到整个明代和清前期。造成“江西填湖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江西人口众多、耕地不足而湖广面积辽阔、人口稀少是基本原因；政府的强制与提倡、江西地区的赋繁役重则是直接原因。

湖广邻近江西，“趾相错，踵相接”，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武昌、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都有江西商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临清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湖南的长沙、衡阳、湘潭，都是江西人聚居的地方。洞庭湖的岳州府，居民多以渔业为生，而江湖渔利，亦为江西商人所垄断。明清时期湖广一带一直流传着“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民谚。

　　与“江西填湖广”几乎同时，明清时期还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下了脚步并永久性留在了那里，有的则一路向前继续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发。首选地便是四川，当时主要是沿长江、嘉陵江流向川东地区及成都平原。

　　江西商人利用地理之便，同样跻身于福建、两广地区。福建、广东本地也有商帮，不过他们的贸易重点是在海上，所以是以海商为中坚的商帮，而省内的山区地带，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动其间。

　　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的居民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与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及入籍有关。以盛产武夷茶著称的建宁府为例，茶农茶商几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总有数十万江西人来到这里，“筐盈于山，担接于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

　　稍远一点的广西桂林、柳州、浔州、太平、镇安等地，来自江西的盐商、茶商、木材商、药材商也活动频繁。尤其是梧州，地处左、右江会合要津，百货往来，帆樯林立，其繁荣程度在清前期几乎与汉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这里所开设的商号有百十家。

　　东北方向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历来是明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徽商、晋商在这里有相当大的势力，但江西商人也很活跃。江西商人经赣江、过九江东下，或经玉山抵浙江，频繁往来于江浙皖，主要做贩卖生意，即将江西出产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纸张、木材、烟叶、桐油、茶油、靛青等运往三地，而将三省盛产的食盐和丝、棉织品销往江西。

江苏扬州为江淮百货的集散地，在扬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陕商、晋商和江右商人。江西盛产木材，而扬州到处海滨，木材短缺，将江西良材运至扬州，可获数倍之利。除了木材之外，从江西沿着长江运往扬州的货物，还有浮梁的茶叶、河口的竹编、南丰的蜜橘、广昌的白莲、南安的板鸭、都昌的银鱼、安福的火腿、余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镇的瓷器、泰和武山的乌骨鸡等等。到明清时期，两地间的通商更加频繁，而且以食盐为大宗，盐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清末扬州八大盐商中，江西商人就占了三位，分别是周扶九、萧云浦和廖可亭。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而以京师大都、荆蜀为主。浙江诸暨人王冕《船上歌》描述了一户以船为家者在运河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观感，其中有“君不见江西年少习商贾，能道国朝蒙古语。黄金散尽博大官，骑马归来傲乡故”之语。这几句诗表明，当时江西经商者颇多，经商的最终目的是“博大官”，习蒙古语和经商都是服务于此。要达到这种目的，高官云集的大都京师无疑是最佳去处。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尽管鲜有富商大贾，但北京城中的江西商人人数和势力却不可小觑——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12%，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比当时势力最大的山西会馆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