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经历北京“非典”

（本文写于2013年4月）

 2013年3、4月下旬上海、浙江等地出现了H7N9禽流感，国人的神经又一次绷紧了。恰好十年前，也正是从3月份开始北京当时“非典”猖獗，也是一次由禽流感病毒变异而引发的传染病蔓延北京，进而全国震荡。当时我还在工作岗位上，就任北京朝阳区的劳动局局长之职，也参与了抗击“非典”的工作。

 北京当时出现“非典”也是在3月中下旬，当时新闻报道不多，我所见的第一个征兆是大街上一些年轻人带上厚厚的口罩，刚开始有些诧异，后来流言四起，传说是广州一位“非典”病人来京传染给一位出租车司机，该司机本人免疫机能差又热爱工作带病坚持上班，结果成为“毒王”，受传染者众多，后来就医于三里屯的武警医院，结果把医生护士都给传染上了，并陆续出现患者死亡的消息。随后人心惶恐，路上行人稀少，餐厅、商店等公共场所门可罗雀。

 进入四月份形势越加紧张，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竟也传染上“非典”死亡，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引咎辞职，政府各种会议不断，减少人群聚集防止交叉感染，对疑似患者坚持实施隔离措施。2003年北京正赶上国有企业转制的一个尾巴，大批买断工龄的原国有企业职工云集劳动局的职业介绍中心和社保中心，办理存挡手续和个人补交社会保险。，下岗职工的命就沒那么金贵了，劳动局办事大厅依然人山人海，比自由市场还热闹。得了“非典”能要命，而传染途径经小道消息的传播越传越玄，劳动局办公大厅的工作人员已出现恐慌情绪。但是北京市劳动局并沒有出台为减少人员聚集而可以缓办存挡和缓交社会保险的通知，而一旦劳动局工作人员自行逃避更会加剧办公大厅人员聚集，，怎么办？

 我这个人自吹一点是土匪性格英雄胆，此时最为关键的是一给干部提供必要的防护，二则必须要稳定军心整肃纪律。真是想瞌睡有人就给送来个枕头，劳动局医保科从外边搞了三百多只胸缐肰的针剂，这种药据说可提高人的免疫力。劳动局的党委副书记急急忙忙跑到医保科打了一针，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治乱军古往今来是必须动刀的，小乱杀兵、大乱杀将、兵不斩不齐，借此机会我马上召开党委会，对副书记抢着打胸缐肰之举上纲上线的进行批评，我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讲；，如果此时劳动局干部都要打这个针，我作为党委书记应该是最后一个，你作为党委副书记必须是倒数第二个，并且只有三百多只针，劳动局干部有六百多人，？？并责令这个副书记做出检查，起到了杀将以稳定军心的作用。

 单单只杀将而稳定军心作用毕竟有限，所以在这个会上又紧急做出立即在对外办公的柜台窗口安装玻璃封挡语音通话设备，提高防护能力，减少工作人员受到感染的概率。同时规定由我亲自带队，每天在机关的局领导必须到办公大厅走一圈，并且谁也不许戴口罩，以示同甘共苦风险共担之决心。职业介绍中心主任提了个好主意，在院中搭遮阳栅摆椅子，让办事人们在院中排队等候，分批进入大厅办事，院里通风，人也不那么拥挤，减少“非典”传播感染的可能，我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面对人山人海的来劳动局办事的人群，加之越传越厉害的SARS病毒，我成天心都提到嗓子眼，个人生死此时已经不重要了，一旦出现大面积传染后果不堪设想，上边沒有命令我只能咬住牙死扛。劳动局当时的干部队伍也还坚强，顶住压力，全体人员每天坚持在岗位上。

 四月底，区委突然调我到财政局接任局长、书记的职务，此时正是抗击“非典”的关键之时。作为亲历者，当时北京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确全力以赴了。财政局长掌管政府的钱袋子，抗击“非典”涉及大量资金的紧急拨付，所以我也参加朝阳区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工作。每天晚上区委和政府都要开会，收集全区各街乡是否出现新增“疑似非典患者”，决定采取隔离措施。当时只要出现一个“疑似”，其所居住的整个单元的居民都被隔离在家，许进不许出，街乡政府对这个单元的居民送饭并提供生活保障，对所产生的垃圾废物集中收集焚烧。这其实是应对大规模传染病最有效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病毒传播的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老百姓非常理解和配合，即使被隔离在家中，有工作的班也可以不上，政府送菜送饭，甚至送图书，所以真沒听说哭着喊着说政府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的。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故事，我区综治办主任也属领导小组成员，有一天我们散会后已夜间 1l点，他回家时发现所住单元楼已被隔离，他硬闯封锁线非要回家睡觉，结果第二天不用上班了，打电话说出不来了已被隔离在家，事后我们都笑着说他是主动隔离在家，不用上班沒有了被传染的机会，属于脑子够用型。

 当时北京市民和外地来京人员中也有一些“抖机灵儿”的主，北京作为“非典”的重灾区，“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也的确有些恐怖，有些人就想一逃了之躲到外地，躲开北京这危险之地。但当时是全国人民对北京人谈虎而色变，只要发现北京来的人全部拿下，送入宾馆管吃管喝地隔离几天，确无发烧症状才能给放出来。“非典”过后的七月份我到江苏镇江市公务，镇江的常务副市长接待，饭桌上聊起北京“非典”，讲他们镇江的一名干部到北京出差，一看情况不对想尽办法，坐汽车不坐火车和飞机，甚至步行绕过多处检查站，千辛万苦昼伏夜行逃回家，到家后老婆不给开门并报警，一会儿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就蜂拥而至实施强制隔离，气的这位丈夫在门前跺脚大骂：“老子回来就和你离婚”，骂归骂，还得乖乖地到宾馆住几天，并交待出在到镇江后和谁有过接触，警方和防疫站立即出动，一个不拉全得逮着并送入宾馆隔离。

 我们到区政府开会或到街乡布置工作进大门时一律被电子测温枪顶着脑门，一个红外线的红点还得在脑门停一会儿，看看是否发热，也不知是不是真的管用。当时北京被“非典”闹的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我心里倒坦然，抽了几十年烟属于老烟枪级，对各种病毒早有抵抗力，而且年青时三年自然灾害和农村7年插队，看见肉眼睛都发光，瘟猪瘟鸡也舍不得埋掉，吃了不少早有了抵抗力，“非典”放倒我根本不容易。不过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有内行人认为，SARS病毒在自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变异，而之所以出现SARS病毒变异是美国生化实验室的杰作。我是将信将疑，这种事从来不会有证据，但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别人下家伙也符合美国人一贯作风，对日本用了原子弹，对中国炸了驻南斯拉夫使馆，这不新鲜，不过也沒办法。

 每天忙忙碌碌应对“非典”倒沒怎么样，自有领导操心，但是我初任财政局长，又从沒当过会计和出纳，每天的要钱报告雪片似的飞来，签字签的手打颤，整个区政府上上下下各个部门人吃马喂都得算计，所以越签字心里越发虚，花的沒钱时怎么办？好在进入六月份天气开始炎热，SARS这种变异病毒可能见热也就不易存活，“非典”慢慢销声匿迹，接下来我这个财政局长真得盘算一下钱袋，后几个月日子该怎么过？多年以来每年财政预算编制原则叫“基数加增长”，前一个年头某个部门预算多少钱，第二年或多或少总要在预算中增加一些，几年下来部门手中掌握资金不少，尤其一些强势委办局小日子过的很滋润。其实“非典”也是个机会，谁都知道政府为应对“非典”花了大把的钱，所以不妨借此机会修改预算，把各个委办局的预算盘子狠狠杀上一刀，即使以后再增加基数也缩小了，因此我提出对03年各部门预算砍三刀，削减调整10％的钱。此想法一出立遭内外一片反对之声，财政部门从来沒这样干过，认为让我这个外行管财政就能出些不按规矩出牌的楞主意。我反复跟大家讲这个道理，“非典”是坏事，但对财政部门是好事，是东风，是千载难逢之机，这时候借机削减各委办局的预算盘子，此时谁也沒话说，况且五年之后是奥运会，花钱的地方更多，所以财政局手中必须掌握大笔资金以应对突发情况。在我的坚持下，我们借“非典”之机削减了各个部门的预算盘子，为今后几年区里手中掌控部分机动资金应对奥运会打下基础，在北京市各区县财政局开创了全面压缩预算盘子的先例，至今为止据我所知仅此一例。

 北京“非典”过去了十年，本人也退休回家，再也不用着急，也不用职责所至不顾生死坚持工作了。上海浙江这次闹起H7N9禽流感，每天都要上新闻，让我想起十年前“非典”时的经历，也算是一篇回忆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