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魂】张元济:出版巨擘,私藏重宋(下)

对于《四部丛刊》的价值，前人多有夸赞，叶德辉在《书林余话》卷下中引用了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对该书的评价：“《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两千余册之多，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丰，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之外，决无增加之虑。”

《四部丛刊》第二次预约样本，民国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张元济为了影印这些珍本，可谓不惜代价，他每寻觅到更好的版本，都会替换掉已经制出的版片。这样的不惜工本，在出版界不为多见。但有时，他也不能事事如愿，比如北洋政府时，叶恭绰等人提议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而张元济与之一番商讨，最终他认为这件事只能分批进行。1924年5月8日，张元济在给孙宝琦的信中写道：“一是工程难。约二十年方可完成。二是材料难。国内材料不能满足。三是定价难。印行一百部即总费三百万元，需时二十载。每部难以定价。四是销售难。要广厦一二十间方可庋藏原书，重金购后，又要设室。”

张元济晚年照片

张元济在这里提出了四难，因为北洋政府要求完全按原大原样的方式影印，要把这部书印完，至少要花20年的时间。同时，如果影印100部，则很难找到这么多同样的纸张，因为当年的《四库全书》陆陆续续也仅抄出了7部，而政府要求制作100部，这个数量太过惊人。即便能够印得出，因为部头很大，所需的费用也十分的惊人。即使印出来，书的定价也成了问题，更何况，这样一部大书一般的家庭根本放不下，按照房屋正常的大小，盛放这样一部大书就要十几间房。

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张元济序一

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张元济序二

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困难，张元济在京住了近一个月，最终也未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致使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流产。此后的几十年，《四库全书》在两岸也印出了几部，而卢仁龙先生则以原大原样的方式，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了出来，我在扬州的扬州诗局旧址看到了陈列的这部大书，果真看上去气势恢宏，如果按北洋政府当时的说法——将此影印100部，那这些书堆积出来的体积，想一想都很惊人。

近期听说卢仁龙先生影印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又有一部放到了故宫内的文渊阁里，为此故宫举办了隆重的入阁仪式，可惜我当时出门在外，未能看到这个盛举。而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出版信息：卢仁龙先生写了一部《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于是我向他索要了一本来拜读。果真，他在书中提到了张元济未能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遗憾，而今卢仁龙却做成了这件事。也许是他的克制，因为他在该专著中没有提到自己完成了张元济的这个未竟之业。

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内页

张元济可谓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流的人物，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访他的遗迹，先后找到了商务印书馆旧址、张元济在上海的旧居以及其在海盐涉园的旧址等等，但他的墓我却未曾寻得，后来我在资料上看到一篇蒋虹所写的文章，其题目为《从涉园到公墓——感悟长眠的历史文化积淀》，该文中称：“1926年由张元济先生一手创办的张氏合族公墓就设于县城南门外，乌夜村西侧红木桥西堍，张氏涉园遗址的西面。这是张元济先生在征得族中几位长者同意后出资在此创建的，公墓开办12年，共收葬200余人，张元济夫人吾氏和继室许氏也均葬于此。”

看来，在海盐旧城南门外有张氏公墓。张元济去世后，也葬在了该公墓内：“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3岁，他的骨灰就安葬在上海联谊山庄，很简单，一个小小的墓碑上由陈叔通先生写上碑文。，其子张树年痛心疾首，嘱托儿子与侄子冒风险赶去山庄挖出骨灰盒，悄悄藏于家中，后迁到海盐张氏公墓入土为安。”

安静

对于该公墓后来的情况，蒋虹在文中写道：“最近，笔者在整理文档时看到2006年元月张人凤先生给本馆的来信，信中附有一份张元济先生骨灰安葬之地的详图，为张元济先生的孙婿李瑞骅先生在1992年去过墓地后亲手所画（2005年夏张人凤先生去北京时，他十分慎重地将图纸交与张人凤先生）。因为李瑞骅先生是学土木工程的，所以图纸中所标的方位、距离、比例都误差甚小。”

蒋虹得到了这张详实的墓园图，而后她前往当地去寻访，最终她根据此图找对了地方。对于眼前的所见，蒋虹在文中写道：

在周围高楼的掩映下，留存着的这片种有庄稼的墓地犹显静寂，昔日的景象早已不在，唯有一旁依稀可见爬满杂草的河边小石阶，依然静静地陪伴着墓地，像是在对人们诉说着往事。也正是这条小河和这个小石阶，让笔者核对着图纸，确信自己没有找错。听一位正在地间农作的老妪说，离小石阶几米处的这块水泥砌成的碑，是政府为保护这片名人墓地而临时设立的标志，但上面书写的文字经日晒雨淋，模糊得几乎看不见了。仔细辨认，应该是“张元济墓地保护区”，碑上攀沿着数枝藤蔓。庄稼地的四周各打有石界桩，也是用来保护墓地并明确范围的。

既然有着如此详细的记录，看来张元济墓还是有痕迹在。本次的浙江之行，经过浙江图书馆馆长徐晓军先生的安排，其馆善本部主任童圣江先生、办公室的何勤先生以及北京的宗晓菊女史，我等四人由何先生开车一同前往海盐去探访。

进入海盐县城，车开到了张元济图书馆的门前，我顿时对这里感到了熟悉，因为去年浙图的汪帆老师曾带我来过此处，而这正是因为我在查询上的疏忽，使得我等又一次来到了此地。在这里，我们先见到了张元济图书馆的詹志浩副馆长，其实去年来此馆参观时，也是受到了詹馆长的接待，而今天我们则跟着他的车冒着沥沥细雨前去探看张元济墓。

车开出没多久，詹馆长的车停在了一个院落的门口，过了一会儿，从那个院落内走出了一位女士，她步履蹒跚地慢慢走到了车前，拿出了一把鹌鹑蛋，而后每人发了两枚，让我等品尝。接过了这两颗蛋，仍能感到里面微微散发出的热度，她同时解释说：这是特制的盐焗鹌鹑蛋，味道很特别，请你们品尝一下。

《许用晦文集》民国十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六种》本，书牌

《许用晦文集》民国十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六种》本，卷首

这样的见面礼倒是头次遇到，我也就不客气地剥皮食之。果真，味道不同寻常。在众人为之赞叹的同时，詹馆长介绍说：这是本馆宣传推广部主任蒋虹老师，因为她的脚崴了，所以正在家休息，同时因为蒋主任曾经探访过张元济墓地，所以今日特意接上她，以便请她带路。

受伤在家还被唤出去带路寻访，这让我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只能语句贫乏地说着些感谢的话。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而后我试探地问蒋虹，她是不是写过一篇寻访张元济墓的文章，蒋虹爽快一笑说：正是如此。而后她又从包内递给了我一份打印好的文本，我一看题目，乃是她所写的《张元济墓地保护及其价值探析》一文，其格式已经成了规范的论文，而我当时查询到的资料乃是一篇介绍文章，看来这篇《探析》乃是原文的升级版。

来此寻找名人墓，竟然意外地遇到了墓地线索文章的作者，这真是意外所得。还没等我接着寒暄，蒋主任已经上车带着我等向前驶去。

十几亩大小的菜地

开行不远就是一条无名小路，而路的顶头位置乃是一片菜地，菜地的旁边盖起了许多楼房，看来这是城乡结合部。一眼望过去，这片菜地大约有十几亩地大小，此时的雨虽然很小，但还未停歇，我等踏着田中的地埂向内走去。在雨的浸泡下，地埂上的土十分的疏松，几次险些将我滑倒，这让我开始担心蒋主任的脚。我看到她小心地在地埂上迈行，瞬间又让我的感激之情得以泛滥。

在寻访之前，我又查得了一篇米丁所著《潮声远落星月现》一书中所写《孝辕墓和元济墓》一文，该文中写道：

多年前在电视台做专题，和搭档卜君，在一位知晓张元济墓葬地的老先生引导下，寻到城南一处棉花地。地南侧毗邻河道，条石镶岸。地里并无隆起的坟茔土堆，扒拉开棉花枝条深入地间，我们茫然地四下张望。老者言，张先生的坟做在这里，没有记错。仔细辨认，那一带地属城南郊区，地形尚依稀能辨。又十二多年过去，我征询张元济图书馆宋兵副馆长。因为之前有人介绍，张氏后人和县里协商过保护先生墓的方案，后来政府让文化部门和图书馆操作此事，在张氏家族墓地圈出约八亩地，四角打界桩，中间砖砌墩子，上面竖水泥碑标记。宋兵道，经过那么多年，上面红漆写的“张元济之墓”早掉光了。

看来，米丁也曾到这里寻找过张元济墓。当时他所看到者，这里种的是棉花，而今我看到的则是菜地。

米丁在文中说，当地的文化部门在这里树起了水泥碑，而蒋虹在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蒋称，除了那块水泥碑，另外还有一些界桩。而米丁在文中也谈到了界桩之事：“2001年3月，《海盐日报》刊登有关人士就城市建设可能波及张元济先生墓地，是否需要为先生建墓及迁葬的讨论文章。随后政府出台保护张元济墓地的文件，并确立了保护范围，四周打了界桩。宋兵参与其事，故对其中情况甚了解。他介绍，张氏合族墓地有十六亩，现在东边范家埭占去了大约一半，所以当时界桩圈定约八亩。西边的地已经开发建成安置小区，如今中间这块八亩地被征用开发也是迟早的事。”

蒋虹说，这堆木料的位置当年有界桩

然而我在这片菜地上展眼望去，却完全看不到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水泥界桩。蒋虹老师带我等来到了她印象中的界桩位置，可惜那里已经没有了痕迹，但那块水泥碑还立在河边，我走上前仔细辨认，然无论正面或背面，均辨认不出任何痕迹。

在里面探寻，未能找到另几个界桩

按照米丁先生所言，这个张氏公墓共葬有200多人：“1926年，由张元济先生一手创办的张氏合族公墓设于县城南门外，乌夜村西侧红木桥西堍，张氏涉园遗址的西面。这是张元济先生在征得族中几位长者同意后出资在此创建的，公墓开办十二年，共收葬两百余人。”而张元济也在生前为自己写了份讣告：“前岁冬日突患偏中，卧病有年。今已于本年某月某日（子树年填制）逝去，遗骸即付火葬，不敢举行葬礼，敬辞賵赙，追悼纪念尤不敢当。生前辱荷知爱，从此长辞，瞻念何极。”他提出病逝后进行火葬。在那个时代，张元济有如此开明的态度，的确值得后人尊敬。

扒拉一番，还是没有找到

然而张元济被火葬后，起先并未葬在此处，米丁在文中称：“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享年九十三岁。骨灰简单落葬在上海联谊山庄，，其子张树年嘱托儿子与子侄冒险去山庄挖出骨灰，悄悄藏于家中，后迁到海盐张氏公墓入土为安。”可惜的是，他的骨灰迁葬到这里后却再也找不到了，米丁在文中写道：“前些时候张氏后人也来商量过给先生迁坟的事，他们的意思是迁到南北湖，不一定很大，建个亭子什么的也可以。宋兵说，稍前他们曾经在那块地上开挖过几十平方米面积，挖下几十厘米，试图寻找先生骨殖所在，未果。扩大面积挖掘难度颇大，都是村民的庄稼地，他们不见得同意，也就不了了之。”

看到了碑

辨认不出任何字迹

我眼前所见，除了一片菜地和那个没有任何字迹的水泥碑，已然看不到任何跟张元济有关的痕迹。詹馆长说，这块菜地已经纳入了城区规划，而他们也向有关部门提议，希望能将此地建成一个公园，而今年恰好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他们希望能够借此促成此事。童圣江闻听此言立即说：“这太重要了，今年还是想办法将此事促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就再不可能实现建公园的愿望。”

碑后情形

童主任的这番话又让我的小情绪有些激动，我立即跟詹馆长说：可否我来出钱，在此立一块介绍牌，仅标明这是张元济墓址，因为这不是文保牌，应该不会有什么限制。但詹馆长却说，这样的事情也要请示有关部门，同时还要征得张家后人的同意。从理性来说，我知道他说得对，看来想促成此事远没想象得那么简单，但我还是期待着能够借这个机会，真的在这里建成一座公园，以此让后人有地方可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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