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周代乡里诗乐活动与世俗生活的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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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基本的文化单位。周人的礼乐教化通常是在乡里的诗乐活动中完成的，诗乐由此全面进入周人的世俗生活。无论是婚冠稼穑的礼节，还是乡饮乡射等宗族聚会，无不体现着一种诗乐精神和风雅传统。诗乐教育是周人乡党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是基于诗乐的浸染，周代贵族才拥有了以风雅精神为代表的乡党人格，孔子是乡党人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关键词】诗礼相成 世俗生活 乡党人格 乡饮乡射
，却总是喜欢用文明来装饰自己，周人在平定天下之后很快就从对暴力的崇尚转入对文化的尊崇。周公制礼作乐，崇尚文德，建构了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文化系统，而礼乐文化的实质是诗礼相伴，充满艺术精神。《孔子家语•礼论》有“诗礼相成，哀乐相生”的记载。虽然《孔子家语》的文献来源，尚有待考证，但是“诗礼相成”的理论观点确是渊源有自，大有来头的。《礼记•孔子闲居》云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五至”的理论：即“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新近出版的《战国楚竹书（二）》中《民之父母》有“五至”的论述，与今本《礼记》大体相同，可见“五至”于先秦时，已是通行的理论。“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反映了诗与礼相辅相成的关系。《诗》不是脱离礼而孤立存在的文学范本，礼也不是没有诗乐艺术形式的抽象说教，《诗》依托于礼介入日常生活，而礼则依托诗而实现了艺术化。乡党是周代最基础的城邦社会组织，也是最基本的礼乐教化单位，因此乡里活动通常是诗乐活动，诗乐的普及反映着周人世俗生活的诗化过程。
一、诗乐全面介入乡人的世俗生活
“诗礼相成”的首要特征是诗凭借着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全面介入周人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乡间里巷生死婚姻宴饮聚会等普通的世俗生活上。，诗乐风雅渗透乡里生活通常是以朴素的基础的风俗的形式实现的。据《礼记》记载，“六礼”的内容中包括“冠、昏、丧、祭、乡、相见”等诸多方面，贯穿了人生各个历史时期的成人、婚姻、死丧、祭祀、饮射、往来等重要历史时期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而这些经常性的礼乐活动的中心舞台不是宫廷庙堂，而是乡间里巷。江永把周代制度、朝聘、宫室、衣服、饮食、器用、容貌等礼制统称为《乡党图考》，是把乡党理解成周礼发生的源头。诗乐精神凭借着乡间里巷的礼乐活动渗透到周代乡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
周人以农业立国，“民之大事在农”[1]，农事活动也伴随着宗教祭祀的礼乐活动。对于周天子来说要举行演耕籍田之类的盛大的宗教仪式，而对于城邑中亦耕亦农的乡士来说①，也要履行祭祀田神的仪式。《诗经》中不仅有周天子《噫嘻》、《载芟》之类的描述“祈谷”、“籍田”等农事祭祀风俗的诗篇，也有《豳风》这样来自普通乡间里巷祭拜田神的歌唱。《周礼•春官•龠章》记：“龠章：掌土鼓、豳龠。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豳地是先周的发祥地，文化传统悠久，建构了详备的有关农事的礼乐文化体系，“其先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2]从《周礼•春官》记载来看，豳地诗篇主要应用于农业礼乐活动中。这种礼乐活动贯穿于农业活动的四季，由春及夏要“吹《豳》诗”，由秋及冬要“吹《豳》雅”，而国中的“蜡祭”活动，要“吹《豳》颂”，伴随着四季的农业活动，击鼓吹龠，演奏着豳地的诗、雅、颂②。春天的时候，与天子演耕籍田相配合，乡里也要举行祭祀“田祖”、“田畯”的活动，《豳风•七月》开篇即谓：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诗写阳春二月开始耕种之初，妻子相从，携酒将食，于南亩之上，举行祭拜“田畯”的礼乐仪式。人们通常把“田畯”解释成“田官”，但是联系上下文则扞格难通，姚小鸥先生以田神释田畯，最为确诂[3]。“田畯”一词在《诗经》中出现了三次，除《七月》外，《小雅》中的《甫田》、《大田》两见，都是祭祀田神之意。
以我齐明，与我方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
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小雅•甫田》）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至喜。
来方畯祀，以其马辛黑，以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小雅•大田》）
这两首诗比《七月》更详尽地叙述了祭拜田畯活动的过程，与《周礼》所记的“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的仪式一样，一边是鼓乐声声，一边是酒食飘香，一边是虔诚的祈祷，祈求的是“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的丰收的希望，乡里间朴素的礼乐活动景象跃然纸上。对“田畯”理解的偏差，关键是对“馌”字意义的误解， “馌”不是一般的送酒食到田间，而是宗教礼仪活动。《周礼•春官•小宗伯》有“若大甸，则帅有司而馌兽于郊”的记载，郑玄注“馌，馈也，以禽馈四方之神于郊”，田猎以禽兽祭拜谓“馌兽”，以酒食祭祀田神也称为“馌礼”。
有春天祭拜田神的仪式，也有“秋冬报也”的古老风俗。《小雅•楚茨》、《周颂•丰年》都是回报社稷的诗篇。《豳风•七月》的最后，描述了丰收之后乡饮酒的热烈场面：
献羔祭酒，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郑注“飨者，乡饮酒也。……饮酒既乐，欲大寿无疆，是为豳颂。”孔颖达《正义》谓“乡人饮酒而谓之飨者，乡饮酒礼尊事重，故以飨言之。”依照郑玄、孔颖达的解释，《七月》一诗正是结束于丰收之后回报社稷的乡饮酒礼中，渗透着礼乐活动的祥和热烈。《七月》开始于祭拜“田畯”的春耕仪式，结束于乡饮酒的宗族乡亲相互称愿的祝福中，完整地表现出乡人一年四季的春种秋收及古老的祭祀风俗。
周人不仅在集体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渗透到乡党成员个人成长的各个历史时期。“冠礼”是由氏族制度时期的成丁礼演化而来，加冠加笄之后的少男少女代表着已经成人，。“凡其党之昏冠，教其礼事”[4]，加冠礼是乡党间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所以《礼记•冠义》记举行冠礼之后，要“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个人的成熟是有告知乡里的义务的。而冠礼是与诗乐活动同时进行的，按照《礼记•士冠礼》记载，冠礼有“三加”仪式（即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这一过程中有三祝、三辞的韵文形式，符合诗的特征，应当引起注意。
三祝：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始祝
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寿胡福。
再祝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
三祝
三辞：
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寿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
醴辞
旨酒既清，嘉荐时。始加元服，兄弟俱在。孝友时格，永乃保之。
旨酒既湑，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
醮辞
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寿保之，曰伯某甫。
字辞
配合冠礼而作的《三祝》、《三辞》是颇具文学意味的诗歌形式，诗的形式整齐，韵律铿锵，既有对子嗣成人的美好祝愿，也有对子嗣未来的谆谆教诲，与《诗经》中雅颂篇章古雅风格十分相近。这种普及于乡党的成人仪式活动，一方面有祭拜仪式的庄严与虔敬，一方面也有诗歌艺术的韵律与辞章，诗入礼俗，礼乐精神借诗的艺术而渗透于青年乡党的精神深处。
“昏礼者礼之本也”[5]，作为一部礼乐经典文献，《诗经》以《关雎》作为“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的开篇之作，很明显就是在乡党礼乐教化中突出作为人伦之本的婚礼的重要意义。新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论及《关雎》的题旨时，特别强调其移人性情的教化意义。李学勤先生以《关雎》为中心，把上海博物馆馆藏竹简《孔子诗论》简号第十、十四与十二、十三与十五、十一，重新排列为：
《关雎》之改……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俞（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之）……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以上十一简）③
“改”是孔子对《关雎》主题的根本理解，而“改”就是更改，是“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之意④，整理者以“怡”释“改”[6]是有误的。从《关雎》一诗的文本来看，前三章写男子即景生情，因情而动，对“窈窕淑女”苦苦相思，却辗转反侧，求之不得。自第四章起，则更改前弦，循礼而行，以“琴瑟之悦”、“钟鼓之乐”，传情达志，“反纳于礼”，而终成其志。孔子以礼解诗，所以概括《关雎》的题旨是“以色俞（喻）于礼”，从前三章的因情而动，第四章改为循礼而行，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其四章则俞（喻）矣”。孔子以一“改”字概括全诗，强调的就是“以色喻礼”的教化意义。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解释，把个人心智的改变，衍申开来，风化天下，从而普及成整个社会的礼乐精神。在《仪礼》的《乡饮酒》、《乡射》、《燕礼》中，《关雎》作为乡乐的代表音乐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中，承担着教化乡人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关雎》才成为诗三百的篇首之作。
但是，在婚姻爱情上礼乐教化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对生命热情的规范与限制，也有对生命激情的张扬与鼓励。《周礼•地官•媒氏》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着不禁。”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根据原始巫术的“顺生”原则，因此古代礼俗也顺应生命的规律，鼓励人类自身生命激情的张扬与释放，《郑风》中的《野有蔓草》、《溱洧》都是写仲春时节，男女自由交往自然天真的爱情故事。乡党是礼乐文化活跃的舞台，也是爱情生长繁衍的舞台。《墉风•桑中》是一首著名的婚恋诗：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梦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是一首描写城邑下层贵族婚恋生活的诗篇，其中心舞台是“沫之乡矣”，卫地乡中仍有殷商遗风，青年男女，热烈相会，激情四溢，自然天真，毫无雕琢羞涩之感，是周代乡人真挚情感的流露。
力图把世俗生活雅化艺术化，即使在一般的生活中，也引诗入乐，诗礼相成，营造周代贵族良好的艺术教化氛围。《礼记•玉藻》记沐栉之后，“工乃升歌”，以琴瑟之曲，补精益神。而君子在宫中行进，“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君子于庙堂上下，无论疾走还是徐行，也要“右征角，左宫羽”，符合古乐的旋律，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礼乐艺术的涵养。先生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7]诗是全面的社会生活，不仅表现在上层社会的宗教、外交、，也表现在城邑下层的乡党中间，体现在世俗生活的言谈宴饮行止风神中。正因为诗乐艺术介入普通乡里的世俗社会生活，才更全面地影响到周人精神世界的深处。
二、周代乡里教化中诗乐教育
周代的教育是以乡里为基础的，周代有“国学”有“乡学”，而乡学则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左传》记郑国有乡校之称，乡校即周代城邑平民的基础教育场所，平民教育主要在称为“庠”或“序”的乡校中进行。《礼记•学记》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郑玄注云：“《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周礼•州长》有“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郑注谓“序，州党之学也。”而郑玄又于《礼记•乡饮酒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下注：“庠，乡学也，州党曰序。”可见庠序是乡党教育的别称，庠序除了完成盛大的乡饮酒乡射等礼仪之外，还要担负起启发童蒙教育子弟的重大历史责任。关于乡学的主要功能与责任，《礼记•王制》谓：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尚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从这里可以看出乡学的意义有三：一是道德俗方面的意义，通过“修六礼”、“明七教”、“齐八政”、“一道德”、“养耆老”、“恤孤独”等教育内容，培养乡党子弟建立起“尚贤崇德”的道德标准，担负起礼乐传承的历史使命。，通过乡学教育惩治愚顽推举人才，乡是周代对人才惩治和举荐的最基础单位。“简”顽劣不化者，由乡之郊，由郊之遂，不断屏之远方，直至终身不用：“论”乡之秀士，升之司徒，升之国学，成为邦国栋梁。按《周礼》记载，乡学每三年举行一次旨在选拔贤能的考试⑤。三是礼乐教化方面的意义，。诗书礼乐是礼乐教化的核心内容，在教育中突出诗的意义，是中国古典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乐正就是主管诗乐教育的官吏，四术四教，就是诗书礼乐。诗乐教育不仅在空间上是周代礼乐的中心内容，而且在时间上也贯穿春夏秋冬四季。春秋气候适宜，可于户外演习礼乐；冬夏太冷太热，故于室内诵读诗书。礼乐属技艺，没有课本；《诗》、《书》属经籍，是有课本的。
清人俞正燮谓：“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于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于此。”[8]俞正燮认为周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弦歌”———礼乐，虽然把周代乡学教育理解成“乐之外无所谓学”，未免有些夸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诗乐教育是周代教育尤其是乡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却是不争的事实。《周礼•春官•大司乐》记：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 》《大夏》《大濩》《大武》。
“乐德”、“乐语”、“乐舞”是周代“学政”的中心教学内容，乐不仅包含语言与舞蹈的艺术形式，也包括道德的思想内涵。甚至周代的学宫也以音乐的意义命名，“成均”就是成韵，均与古“韵”字相通，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正由于古代教育以礼乐教育为核心，所以又以“成均”命名大学。郑玄于《礼记•文王世子》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则虞庠近是也。”从显赫的王公贵胄到普通的乡党子弟，周代的教育虽然强调文武兼修，却注重以礼乐为本，《礼记•内则》谓：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孔子于春秋时代开启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教育从王公明堂走向平民杏坛，从世家贵胄走向乡党子弟，而其教学内容，也以“诗教”为基础。《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谓：“吾闻夫子之施教，先以《诗》。”验之于经典文献，孔子是十分重视诗乐教育的。
在孔子那里，诗三百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意义。对个人身心修养，对了解自然世界，对家庭父子伦理，对邦国君臣关系，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所以诗书成为孔子学派必备的知识修养，于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神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9]孔子把礼乐教化的诗意理想看成是极高的人生境界，《论语•先进》记以“各言尔志”启发弟子畅谈理想，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的邦国之志，不以为然，却对曾析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诗化人生理想，喟然长叹道“吾与点也”，引为同道，深为赞赏。因为这样的人生理想契合礼乐精神富有诗意人生境界，于桃红李白的暮春季节，携同五六个刚刚实行冠礼的青年及七八个天真烂漫的少年，远足乡野，沂水沐浴，舞雩吹风，歌咏而归，这幅东鲁春风的诗乐图画，不是邦国之志而是乡党教化，其根本是润物无声的诗乐浸润，可见孔子已把宏大的治世理想转移到更为深远更为基础的寓于乡里教化间的礼乐文明的普及与推广。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正是想从乡里这个最基础的文化单位入手，以诗乐的艺术手段，普及礼乐的文化精神。
三、诗乐与周代贵族的君子人格修养
正是因为诗的艺术通过礼乐文明而介入周人世俗的社会生活，无论庙堂还是乡党，都把诗乐作为教化子弟的核心内容而深入周人精神世界的深处，从而形成了周代城邑贵族风雅风范的确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认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0]，真正的音乐是从生命的根本之处流淌出来的，而礼仪规范是人的外在约束形态，因此感人心志，移风易俗，就必须建立诗乐教化为基础的君子人格体系。《礼记•乐记》谓：
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返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为伪。
儒家思想认为，君子于音乐境界中体会的是精神道德，而小人得到的却仅仅是感官欲望的满足。而诗乐教育正是要“以道制欲”，以君子的心灵体验驾驭小人的感官享受，君子之道就是在诗乐舞的艺术体验中，发扬心灵底蕴的情感与文采，彰显生命深处的自信与神圣，形成君子以诗乐为核心的“和顺积中，英华发外”的精神气度。正因为如此，乡党子弟有着良好的诗乐教养和君子人格。
乡党的人格是与春秋时代的君子人格一致的，乡人成就的人格风范也是君子人格风范。孔子立足于在乡党中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君子人格精神与伦理风范，他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11]，比起宫廷庙廊，他的移风易俗变革天下的信心更多的是从乡里中获得的。《论语》、《礼记》等典籍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言行举止：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也。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訚訚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礼记•杂记》）
孔子在乡党中有特别的风范，比起庙堂上的闲雅健谈，他在乡里中更庄重更矜持更谨言慎语；参加乡饮酒礼，也要等待乡中长老离去后自己才离开；对乡人驱鬼的礼俗，他既怕惊动了祖先的魂灵，又尊重乡风民俗，予以充分的理解；马厩失火，对前来慰藉的乡人，孔子礼数周到，决不敷衍，显示出孔子对乡党道德的重视，因为孔子认为真正成为“士”，是要“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声誉的。孔子之所以在乡党表现得格外虔敬，，乡党是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单位，因而它更重视伦理的道德意义。《论语•乡党》的文字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日常生活形态，把神圣的道德规范付诸日常生活状态的表现。例如：记其衣着是“当暑， 絺綌，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訚裘，黄衣狐裘”，记其饮食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食曷，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记其宴饮是“惟酒无量，不及乱”，记其寝坐是“席不正，不坐”、“寝不尸，居不容”，记其乘车是“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乡党》一篇汇集孔子平日周旋动容，与其衣服饮食之细，在日常琐屑生活中更见孔子行止之闲雅而合于礼仪规范。钱穆先生说“孔子一生，车辙马迹环于中国，行止久速，无不得乎时中。而终老死于阙里。其处乡党，言行卧起，饮食衣着，一切以礼自守，可谓谨慎之至，不苟且，不卤莽之至。学者试取庄子《逍遥游》《人间世》与此对读，可见圣人之学养意境，至平实，至深细，较之庄生想象，逖乎远矣。”[12]孔子日常生活是具体而微的，举手投足间莫不合于礼仪规范，同时充满诗意，《乡党》的最后一节作：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钱穆先生以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两句当是两句逸诗⑥，由于《乡党》文字多是孔子日常琐细言行，唯恐有“琐屑而拘泥”之嫌，于是以描述鸟儿起落时察言观色的形态起兴，引出“时哉，时哉”的议论，而山梁间恰有雌雉飞过，子路拱之，雌雉惊惧而飞，使得平凡生活忽见诗意盎然之情趣，而没有呆板生涩之感⑦。把礼乐精神寓于举手投足之间，将诗意人生引入寻常乡党生活，正体现出孔子歌者之风范。孔子整理《诗经》，强调诗乐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艺术欣赏，而更侧重引入人生，“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3]即使厄于陈蔡之间，在“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情况下，仍然“讲诵弦歌不衰”[9]，显示出诗乐文化给他的自信和精神力量。
不唯孔子，诗乐是周代贵族的基本修养，以诗言志，以乐赋情，是通行于周代士人间的风雅之举。《荀子•乐论》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与钟鼓相比，琴瑟更是乡人通行的音乐工具，所以《礼记•曲礼》记：“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彻琴瑟。”金属乐器悬于架上，演奏需要诸多条件，非一般士人能力所及，而普通的乡士是要将琴瑟随身携带的。“乐观其深矣”[10]，通过礼乐可以观察国家的兴衰，也可以观察个人情志，因此《乐记》的作者认为真正的音乐不仅仅是音色之美，更是道德是气质是精神修养。“德音之谓乐”，德音既要有声律音色等形式内容，也要包含“父子、君臣、长幼之道”⑧等道德内涵，所以《乐记》才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要“致乐以治心”，培养善良、正直、坦诚、平易的情操，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教。这种德音给人以非凡的精神享受，所以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有“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由衷赞叹[14]。《左传•昭公元年》记晋赵武在郑国欣赏二南、小雅等“乡乐”歌诗，也有“吾不复此矣”的深沉感慨，诗乐超越了物质的层面，获得了无上的精神快慰。也正是在这样的礼乐文化背景下，周代的城邑贵族无论是王公大夫还是乡党士人，都有良好的音乐修养，礼乐艺术诗化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塑造着人们的风雅气度。
注释：
①《国语•齐语》记管仲实行“叁其而国五其鄙”之法，把国人居住的“乡”称为“士乡”，又称为“士农之乡”，居住在“士乡”的人，也可称乡士，没有脱离农业生产。
②依《周礼•春官•钥章》记，豳地当有自己的风（诗）、雅、颂，主要用于农业及农业祭祀活动。朱熹说：“一说谓《豳》之诗，吹之，其调可为《风》，可为《雅》，可为《颂》；一说谓《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载芟》《丰年》诸篇是《豳》之《颂》，谓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王介甫则谓《豳》之诗自有《雅》《颂》，今亡矣。”（《朱子语类》六《豳七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2页。）
③竹简顺序依马承源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释文依李学勤《〈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④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以“终”释“童”，意为《关雎》等诗的主旨最终都是有所转变，有所更改，最终超越了初始的意义。见黄著40—50页考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8月版。
⑤《周礼•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性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于众。”
⑥钱穆《论语新解》谓“此两句殆亦逸诗”。
⑦钱穆《论语新解》谓“得此一章，画龙点睛，竟体灵活，真可谓神而化之也”。
⑧《礼记•文王世子》：“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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