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救援者:最后一具遗体让我们哭了

曾尟枚（戴口罩者）在救援现场

我多么希望

每个抱上来的人都有脉搏

我们38人医疗队是6月2日早晨8点从武汉出发的，中午11点半到了监利，直接去了沉船现场。“东方之星”只有船底露在江面上。因为太狭小，只让我们上去4个人。最后，我和周赤龙院长、普外科的张翌医生和耳鼻喉科的阳光医生由海事船送到了上面。

尽管脚下只看到滚滚的江水，但我仍满怀希望，因为他们告诉我，船上探测到了生命迹象。

下午3点多，得到水下通知，有一个被救者要浮出来了。我们4人奔到水边，尽可能地靠近那根潜水的绳子。黑色的潜水罩一露出水面，周院长和张医生就弯下腰，将获救者从水里抱上来。

那人满身黑油，眼神惊恐，剧烈寒战，是个年轻人。周院长轻轻告诉他：“你获救了，上岸了！”

我们用被子把他包住，用手抚着他露在被子外的脸和手，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

后来我得知，他叫陈书涵，是船上21岁的加油工。

陈书涵无疑鼓舞了我们。只要有潜水员抱人出水，我们就冲上前，把人从水里抱出来。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摸他的脉搏。

从2日晚上到3日早晨，潜水员抱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一个一个摸过去，却没有一个有脉搏跳动。我多么希望，每一个抱上来的人，都有脉搏跳动……

为了保护逝者的尊严，我们小心地把他们睁着的眼睛、张开的嘴巴轻轻合上，把他们被江水卷起的衣服拉整齐。衣服被冲走的，就用被单给盖上。

战士们小心翼翼托起遇难者遗体

你安静地睡吧

让我把你送到亲人身边

6月5日，“东方之星”扶正出水，武警部队对船舱进行了破拆。下午，我们穿好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江堤上待命。当晚9点20分，我们医疗救护队员被编入舟桥旅搜救队伍，上船清理搬运遇难者遗体。

船上像水帘洞，江底的污泥、渣滓、污水一起往下掉。地面上，破拆后的玻璃、长长杵着的铁钉、铁片、木屑到处都是。

每个搜救小组有2名医疗队员和6名舟桥旅的官兵。每发现一具遇难者的遗体，我们医疗队员总是本能地伸出手去摸他的脉搏，明知道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

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的遗体，肿胀得厉害，皮肤极易破损。官兵们先是将遗体周围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再轻轻地将遗体抬出来，放到白布上，裹好后，装进整理袋。

遇难者的遗体绝对不能拖，只能抬。官兵们先是2个人抬，很快就增加到4个人、6个人，他们抬着遗体，小心地穿行在狭窄湿滑的过道和楼梯。那些卡在床架间、柜子间的遗体，官兵们怕他们再次受到伤害，就用自己的身体去顶开或撑起柜和床，再慢慢把遗体抱出来。绝大部分的遇难者遗体都是在船上找到的。

在船的下游，舟桥旅用门桥在300米处、500米处、700米处设置了三道拦截网，18只冲锋舟在三道拦截网中游弋。每看到一个遇难者的遗体，官兵们就会喊：“医生，医生，这里有一个。”这些年轻人，真是心细啊，在驶向遗体时，他们不断地调整着冲锋舟。他们告诉我，不能直直地冲过去，那样会撞到人家的！他们总是小心地将冲锋舟调整到与遗体平行的位置。

打捞工具前面有钩，但怕伤到遇难者的皮肤，只是小心地钩住他们露在水面的衣服，慢慢往回拉。钩不住的，一个队员站在船沿上，向水里探去，后面一个队员就拉着他的衣服。

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把他们带出水面，让他们完整地平安地回家。我们幻想着，我们是把睡着的他们送回家，送到他们的亲人身边。

7日下午，靠近700米拦截网处发现了一具遗体，我们赶过去。这是我们撤离前搜寻到的最后一具遗体。他双手大大张开着，像是要拥抱家人，又像是在向家人求救。我们所有的人都哭了，我默默地对他说：“您就把我们当您的亲人吧！”

舟桥旅官兵正驾船在江面上执行救援任务

我的那些年轻战友

没有一个听我的

作为惟一在沉船现场的医疗队，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广大救援官兵伤病的救治工作。

最开始两天，我们接诊最多的是潜水员，划伤、撞伤，他们无人能幸免。事故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里，他们频繁地上浮下潜，不分昼夜，不知疲惫。

6月5日下午，我们和舟桥旅的官兵就穿好了防护服，准备登上“东方之星”。防护服穿脱不便，为了不解大小便，官兵从这时起就粒米不进，滴水不沾了。

5日晚9点20分登船时，他们尽管疲惫，但步伐是整齐有力的。第二天下午，遗体基本清理完毕，接着他们就开始清理遗物和垃圾。7日下午，我再见到他们回来时，体力透支、极度疲劳的他们，个个都叉开腿走路。

从6月2日一早赶赴现场起，他们就是身上一套作战服，没洗过脸、没刷过牙、没冲过澡、没换过衣服。汗水在防护服里不能出来，官兵们身上闷出的痱子都化了脓，烧了裆。我给他们涂药，让他们如果不舒服一定要撤下来休息，但没有一个人听我的。

来我们医疗点的官兵，有的被钉子扎伤了脚，有的被划伤了手，有的被撞破了头，处理一下，又转身跑向现场。

一个小战士，因感染，右眼肿得看不见了。我问他：“孩子，你今年多大？”他说他1997年出生的。我叮嘱他：“你要休息！”他说：“没事！”转身就跑了。

在监利沉船救援现场，满是穿着绿色作战服、橙色救生衣、白色隔离服的人，其实他们是同一种人——军人。

我的采访对象——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急诊科护士长曾尟枚，就是这群军人中的一员。

尽管离沉船事故已过去了好几天，但在两天的采访中，我们轻轻的交谈频繁地被她的恸哭打断。

她伏在桌面上，压抑着声音，呜呜地哭。我握着她被泪水打湿的右手，她的左手在桌面上痛苦地抓挠：“全都是他们！全都是！我们无法救活他们！”

干了20多年的工作，曾尟枚参加过无数次抢救：“每救一个人，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但这次不一样，“我无法挽救他们，顷刻间，船倒扣，我们再无法挽救他们！”她有深深的挫败感，“在灾难面前，我们无能为力，那就照顾好他们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