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平鲁城杨家、白兰沟董家、刘货郎曹家、井坪镇等平鲁商贾文化与长城的潜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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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鲁，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内外长城之间，西北部为山区，长城蜿蜒于平鲁西部山地和北部丘陵地区，平鲁境内的长城，史料记载为37.63公里，其间共有各类墩台155座。沿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划界，素有“朔北雄城，塞外天险”之称。就在这一百华里的长城上，发生的故事艳若山花、形成的文化灿若晨星。

晋商从盐业、茶叶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魄力大、涉足广、投资巨，世人认可“汇通天下”、“无晋不成商”的史实，促进了平鲁商势的兴盛。所以说：平鲁晋商文化在完整的晋商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图片来源于网络）

种种史实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在平鲁这个险要的隘口，曾经往返过十分成功的商人。、文化、民生领域都对平鲁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平鲁商人糅和儒、佛、道、法诸家精粹，又结合平鲁无霜可植期短，雨雪少而干旱期长，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接触前沿，较之晋南巨商长途往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则相互砥砺、辅依、激荡，最终形成了平鲁商道，所以说平鲁商道是效晋商而有理论并致实用的边塞商道文化。

位于晋蒙交界的右玉县杀虎口，区别于当时河北省张家口的“东口”而称为“西口”。泛而言之其意有三：一是本意，要隘“杀虎口”;二是包括归化城在内的、所有较大关口的泛化“西口”;三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商化“西口”。“西口”边关上的平鲁，即是泛化了的“西口”。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难免择法而生，以求得到补救，就随晋商跨越长城。

（图片来源于网络，走西口）

农产糜、麻、谷、豆、麦，养殖骡、马、猪、牛、羊的平鲁，在大自然确是“原生态”时代，酒、醋酿造，油料、土豆、皮毛加工等手工业，早已受民族文化影响而产生。时至今日，诸如将军会堡、二墩、七墩、大河堡、凤凰城镇等平鲁西北乡镇仍然保留着定期的传统民间商贸交易集会。

在科举为第一要务的明清两代，平鲁学子仕人受晋商影响，抓住商机，或加入商帮，或借助商帮做起‘买卖’。通过粮食互市把‘小买卖’升级，向商人靠拢。但因地理和民族争战等因素，多是置办不易携带毁坏的田产、大院等固定资产，随季、随机而商，更多含量是地主农民成分的亦农亦商，所以较之于平遥、祁县的晋商就显逊色。但可以肯定，平鲁晋商秉持‘由小到大’、‘由近到远’、伸张有度的‘抱本经营’，既是晋商文化的体现，也是适应平鲁边关环境的谨慎聪明所在，是适地利顺天时的商道文化。

白兰沟董家、刘货郎曹家、响水营郑家、平鲁城杨家四大商家及麾下各具经营特色的几十家平鲁商家，他们不同风格的豪宅保留于今即旌表其往日的显赫，反映其成功的奥秘，对今人不能说没有启迪... ...

（图片来源于网络）

白兰沟，位于平鲁西北部长城脚下，是沟通蒙晋的重要隘口。举步分蒙晋，挥手点农牧，商旅驼队由此走出山西，走向满含希望也满含危机的蒙古草原以及欧洲恰克图等经贸市场。“走西口”的人们量路程算时辰，或为防野兽，或为人多耳灵躲避匪患，在此‘结伴就穴过夜’，或在此伫足吃点便餐，一以减饥渴，二以等待个顺脚伙伴或大型商队而‘路边打尖小憩’。诸如侯家等个别晋商发现其地便“挈眷居住北地”，到清代逐渐形成村落。明始称镇川口，也称酸刺楼，据《白兰沟村龙王庙碑记》显示，清末民初称白鸾沟，今称白兰沟。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嘉靖二十三年(1554年)，在败虎堡、迎恩堡设官市”，“市期月或一或二”。过往商客传递信息，商贸中介自然产生，形成晋蒙交通边塞，扩张出餐饮旅店，发展为重要商贸通衢。边市因口隘日盛，口隘因边市益重。清雍正三年(1725年)，平鲁由卫改县后，白兰沟更加商旅不绝，门庭若市，‘为整饬税课’，扩商务以疏财源，清廷派驻白兰沟的稽税人员不少于三十人。

乾隆年间董、侯、高、张、杨旅店、商号形成规模，据《白兰沟村龙王庙碑记》碑记载，家业殷实、富甲乡里，商号入蒙、积金逾万。白兰沟这一隆兴的商贸古道是“西口”中的老“西口”，那些保留至今的商家大院，是见证晋商和平鲁商家及所有“走西口”人的缩影化石。

七墩镇，是平鲁最北端的长城隘口，明朝前称伏鞑，清雍正年间设镇。因其特殊地理，从明朝始驻重兵把守。向西紧连长城的九个屯军边墩，向北直达“杀虎口”。沿偏关至出平鲁到与右玉接壤，明朝高峰时达120余万众沿长城、就墩台设防。如此庞大的群体，按明朝时期的“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明史.官职》)，建制，是数百倍于当时平鲁百姓的。生活和军事消费除朝廷供给主要的军需以外，大量的日用保障在当时的交通道路和工具条件下依何为赖?平鲁人首先掌握了这种商机。据《七墩镇官买粮草碑记》记载，初为纳粮输边之仓，是平鲁商家及晋商跨归绥，过蒙古草原进入恰克图的必经要道，倚扼口靠边、商贸信息灵便，适时宜的边贸活动就以七墩镇为中心渐展。据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教授所著的《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载记，清道光、咸丰年间最为昌盛，从七墩镇出入的“买卖货物总价值竟达一千五百万美元以上”，是晋商致富的黄金边贸通衢。

（图为今七墩村个体户牛圈）

据《明史.食货志》记，“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及买计税之物俱免税”。当时，明廷最为控制的是食盐和金属制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春秋.管子篇》)盐普遍食用，原铁是北方制做兵器的原料，是控制的主要原因。但物产和民族生活特色的不同，必须得互通有无，所控之物就愈显得贵重，但明来暗去的物资交易，使民族关系得到缓解，成就和拓展了平鲁晋商队伍。七墩镇在清咸丰到民初的店、铺、号以数十计，商业资本达十万银币之上，经营盐、茶、粮油、布匹、丝绸、日杂及旅店餐饮，闫氏街、周家巷等街即因商而名。

七墩镇于民国四年(1915年)被兵匪卢占魁抢劫烧毁，接着又遭到日寇践踏。在垂首揩泪寻牙，弯腰掬土掩血的兵匪岁月，人走商息，街市冷落。承接几百年蒙汉生息的边关古镇，默默无言沉沉如睡，直至九州共圆的新中国成立仿逐渐复兴。

大河堡，位于七墩镇和白兰沟中间的汤溪河畔，水草兼备，得天独厚。明成化间筑堡防范，管长城十公里，辖各类边墩二十五座，据《重修大水口十八庙关圣帝君碑记》载，称大水口堡。因明清时期主要交通工具为牛驼骡马，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徙，加之当时地方政府未在此设置税卡，附近的大庙坡庙会又久负盛名，覆盖着几十平方公里，民间土特产品丰富，平鲁商家和远途商人为避纳税又随积土产，便“不辞险远，货贩其地”，所以成了人畜皆宜的商帮歇脚、货物中转，“各省商贩皆乐就之”的商路明珠。即商旅冒着土匪抢劫的风险，在此“走私”黑市、偷税漏税。

（图为今大河堡鱼塘）

平鲁城(今凤凰城)，距七墩镇、白兰沟、大河堡基本为等距离，相比较又靠“内”几十公里。是明清时期平鲁的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置卫，有靖边雄城之称。十六世纪中叶，在大明收封蒙古部族首领俺达汗为顺义王，以及六十五员属下将领为不同级别的明朝官吏后，“俺达汗在扩展自己势力的同时，努力发展同明朝之间的联系”(《蒙古族简史》)，平鲁一带的边关防务、蒙汉矛盾驱于缓和。平鲁(今凤凰城镇)建立了边贸贡市，郑、曹等平鲁大户紧抓机遇，以平鲁城为坐地，兴建固定铺号，兼以行商(驮队)参与边贸互市，拉动白兰沟、大河堡、七墩镇的商贸，使沿边阻虎堡、败虎堡、迎恩堡私市和官市渐兴。派生出绥远、包头、大同等铺号，批发、转运、零售，直至开辟欧洲和俄罗斯贸易市场。为后期四大平鲁晋商家族崛起和蒙汉互市商贸网络奠下良基。十八世纪的康乾盛世，战事平缓，平鲁由卫改县。鼓励农商政策的出现，使商贸居各业之首。“官之愿复商者不乏其人”，弃儒经商的郑文魁、杨润雨、刘茂赏、高鸿举等名流，为平鲁商业注入鲜活内力，也拓宽了经营渠道与物种，推动了平鲁商贸事业的发展，并以此为标志，走向平鲁晋商的高峰。

（图为今凤凰城北固山）

井坪镇，比平鲁城又靠“内”数十公里，有紫塞御镇之称。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始置井坪所，从明“开中制”实行起，大量商人赶会贸易，随人口增加战事平缓，渐变为商贸重镇。据清咸丰十年(1860年)七墩镇《重修财神、关圣、圣母庙碑》记载，当时井坪有较大商号十二家，庙宇灿然，规模宏大，庙会频繁，各具特色，坊表锦绣，一派欣荣，生产与生活的余缺调剂，赶庙会即可适时解决。具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传统庙会，商贾蜂拥而至，香客络绎不绝，荟萃才子佳人，招徕僧道奇客，商号高至一百六十余家，势超凤凰城镇和七墩镇。

白兰沟、七墩镇、大河堡、平鲁城、井坪镇的变迁，可以看做平鲁明、清历史一个缩影。站在中原与游牧的角度看待这一变迁就会发现：

其一，平鲁是连接中原与草原之间最短的通道，雁门关是必经之地，大河堡是逃税、避匪的“短”中之最。

其二，部落间的相互需要，必然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格局，势必催化商贸。如果商贸被人为阻隔，必导致争战。

其三，从前任何形式与规模的战争都是权贵导演，人民遭殃的无意义行为。

处于边疆形态、长城脚下的平鲁，可谓是特殊的社会区域。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带，也是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带;既是农、牧经济相互渗透的过渡带，也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带。尤其经过明初以战争经济为核心的生产型，到明中期畸形的军事消费型，再发展为明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体的交换型。明代中前期，长城沿线九边地区遍设卫、所，屡修边墙并广置屯堡关墩，到隆庆和议通贡互市后正好被用为互市场所，其边关墩堡也渐渐成了农、牧民族贸易聚散地。以此为基，边外复开小市，牧民以牛羊皮张马尾，换我杂粮盐茶布帛，是明后期交换型长城文化带形成的基本标志。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到明末清初随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平鲁已改变了原来边疆形态的性质而无异于中原。明末方逢时《塞上谣》诗云：“雁门东来接居庸，羊肠鸟道连崇墉。关头日出光瞳瞳，于今喜见车书同。”，“车书同”的局面为清代解决统一中国北部奠定了基础。乾隆皇帝《出古北口》曰：“自秦人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甚，不知来之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所以，平鲁成了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蒙汉互市使大批草原畜牧产品进入市场，刺激边地汉人不仅在边地放牧，而且仿效游牧，逐水草放牧至外省。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诸湖左右泽薮度岁，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余则牧者自得之。”，如此随地边牧边商，大有草原牧民风范，使中国内边疆自然消失，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万里长城，到此变成历史名胜而不再具有边墙的防御功能，这一变化与明后期平鲁交换型发展一脉相承。

总括而言，书写平鲁历史，可将“隆庆和议”以来蒙汉互市的历史当作直接的背景。关于对平鲁境内的长城和过往平鲁地带的晋商进行历史研究，多注目于自然的、人文的分界线作用，而放轻古代农耕地域与游牧地域经济共生关系的汇聚渗透和过渡滋生功能研究是十分严重的社会文化错误。研究长城文化，仅注重其边防保疆，而放轻其物贸促进更是严重的历史文化错误。

一言概之：长城，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成份，既是催化两种文化共生的鉴定，又是晋商文化的见证，更是平鲁商道文化的标签。

来源：山西长城网，原标题：长城与平鲁商贾的潜在关系，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