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最损福报的行为,千万不要做,切记!

宜昌市沮水两岸有大约二千座悬崖石窟，不知何人所修，何时所修，何法所修，何种用途，多年来被传为万窟之谜。经过笔者２００２年的两次田野调查，初步认为这些石窟的主要功能是道教清修与神灵祭祠。石窟的年代大约从隋唐到明清，也有早至魏晋的。

一、历史与文化

当阳与远安位于沮水中下游，荆山的南部余脉，是鄂西山区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这个地区古属“西陵”，历史悠久，文化繁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著名人物在这里出现。黄帝创造了农耕、舟车、历法。他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创造了养蚕织丝。据说嫘祖是远安县苟家垭人。苟家娅至今还有嫘祖庙、嫘祖塑像、嫘祖街。商周时代这里是权国所在地，公族为子姓，是商代中后期南迁的殷人。国土虽不大，国力却较强。这个时期，这里也是楚国的中心地区。西汉末年，当阳绿林山爆发绿林起义，起义领袖是王匡、王风。明末与清代，这里再次成为军的战场，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在这里打仗，。

魏晋以后，沮水成为宗教的圣地。在当阳，有被誉为全国第３３洞天福地的紫盖山，著名道士葛玄曾在这里炼丹，留下了当年炼丹的古井。在远安还有道教圣地小武当鸣凤山。

２００２年的冬天，笔者在沮水考察了几百个石窟。

根据我的考察结果，沮水流域的大多石洞石窟，主要与道教有关，也有少数与有关。这些石窟群主要分布在远安鸣凤山、鹿苑寺、当阳清溪山、岩屋庙等，下面分别叙述。

二、鸣凤山、鹿苑寺的石窟群

鸣凤山在远安县城西三公里处，是一个道教圣地，当地人称小武当。山半腰有一巨大石窟，称云霞洞，有宫观修筑于洞口。石窟本为天然岩洞，后人工凿成。同治《远安县志》“云霞洞石碑记”：“昔之小有观者，今辟而为一大洞天矣，于中更堑一洞，深可一丈，广可十尺，道人身坐蒲团。”

比云霞洞低一些的山半腰处，有一处华仙洞，又称大仙洞。洞内分为前后两窟，前窟正中有一神台，供奉着玉皇、真武等道教神仙。神台周边的石墙、石梁、石柱上，有多处精美的摩岩壁画。雕刻的神仙人物有全真七子和杨二郎等，极有艺术价值。后窟是一个居室，目前一个正在修行的道姑住在这里。此道姑法名洪世真，俗名洪佑辉，１９５８年出生，远安县洪家村人。１９９８年开始住在石窟中修行，已有五年时间。入住前，请人在石洞前加盖了大约两米长的砖瓦房，使石洞前窟的面积增大了许多。华仙洞旁边的悬崖上刻着太极图案和三个巨大草体字：大局在。

从华仙洞再往下走，山脚边的石壁上有一排神像小石洞。大约五个，每个深一米、高一米、宽一米，每个洞里面有一个神台。因为年代久远，四个神台上都没有神像。有一个神台上供奉着神像，神像前摆着三个香灰盆。从这一排石洞的地方跨过一条小河，来到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小院落后面，有一个石门，门的上方写着三个字：华真洞。从石门走进，发现是个石窟。经测量，高２．５米，深３．３米，宽４．３米。正中位置有一个神龛，可以模糊看出神龛里的石壁上刻有天神二位。在一面墙上刻有碑文：“署远安县知县孙绍棠，奉慈母刘太孺人命，开镌此洞，为全真华正纲栖鹤之所。大清道光十二年孟夏月吉。”

从这段碑文看，这个石窟开凿于清道光十二年。是知县为完成母亲的心愿而开凿的，目的是送给全真派道士在洞内修行打坐的。

从华真洞走出，顺着山脚走十多米，见石壁上有一处长五米、高三米左右的神龛。这种神龛开凿不深，上方一般有凿出来的直线或弧线造型，或整个神龛被一个三角造型包围。神龛正中位置一般有摩崖神像雕刻，但由于这里石质不够硬，能够保留至今的不多。再往前走，远远望见半山腰处有两个并排的石窟，有人介绍那是全真道士修行打坐的地方。

远安县西北有鹿苑寺，其前身相传为“招仙洞”。在招仙洞下面约一百米处，悬崖上有三间石窟，内部互相连通。在招仙洞对面的山半腰处有三间石窟，被树木几乎将洞口掩蔽。在出山口处的半山腰上有九处石窟，一字排开，内部连通。有人说这些石窟是道士修行打坐的地方，也有人说它们是道士躲避兵匪之乱的地方。在它们的下面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石洞，洞的上方有一个圆弧造型，洞内的神台上空无神像。通往这座神龛石洞的石壁上凿有石梯，供信徒前往烧香敬神。在这座方形石洞不远的河边石壁上，有一处长形石洞，宽约两米，高约一米，深约半米。石洞上下各凿有一直线造型神像。长形石洞内可能曾供有神像，现在却空空如也。

在远安县城南五公里处的花林寺镇，沿沮水有大量的石窟群。在镇口马路边一间居民的屋后，有一处石窟。窟内高１．８米左右，深２米，宽３米。正中石壁上有一个一米见方的神龛，神龛上有神像雕刻的痕迹。当地人把石窟称为岩屋，把这种敬神烧香的石窟称为岩屋庙。

三、岩屋庙、清溪山、百家洞的石窟群

在当阳市城西大约八公里的公路边，沮水顺着公路流淌。在岩屋庙村黄鹄滩，有一座石山，半山腰凿有一排石窟。靠沮水边的第一个石窟，有一条很窄的石梯通往山下，但在距离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就没有了。我爬上石梯的起点，经过三十多级的攀登进入石窟。这座石窟有七间房屋，每间房屋有一石窗采光，相互之间有门连通。在一间石窟里，我发现墙上有壁画。一处雕刻着诗与画，诗有四句，模糊不清，前两句大概是：“百里溪途到此山，春山清水望西沉”。壁画是花盆里亭亭玉立的一枝兰花草。另一面石壁上也有画，也是花盆里的兰花草，草上立玄鸟。

离这七间石窟不远的石壁上，有两个并排的神龛石洞。洞不深，一米见方。两个石洞内正中都有神台，一个神台上有神像，另一个神台上的神像被毁了。神像的底座是莲花状，头部受损，体形苗条，有可能是女神。洞外石壁上有雕刻的图案，图案是圆形， 中间是道教阴阳鱼太极图，外周一圈由八卦组成。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６日《光明日报》报道：“考古工作者日前在沮河中游发现一组大型石刻壁画及文字，为解开沮河两岸石窟之谜，提供了新线索。”这个发现大约就是岩屋庙的壁画与文字。

清溪山在当阳市城西北二十公里处，是石窟比较集中的地区。鬼谷子洞，传说是鬼谷子修道的地方，在清溪山悬崖上，悬崖下面的峡谷称鬼谷。鬼谷子洞本来是半山腰的一处天然洞穴，后在洞口处修了山门与修道房舍，成为石窟，石壁上嵌有多块碑文，鬼谷子是道教十分推崇的人物，《仙传拾遗》：“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年，后不知所之。”同治《远安县志》：“鬼谷子，春秋鲁平公时人，姓王名诩，居清溪之鬼谷子洞。常入云梦山，采药得道。”史籍记载，弟子中以纵横家苏秦、张仪最为有名。

在清溪村一带，发现不少道教石窟，即岩屋庙。这些石窟一般修在山脚，或离地面不太高的石壁上。如在清溪二组的村后有一座山叫庙岗，因庙而得名。这个庙就是一个石窟，离地大约两米，两边修有石台阶，石窟只有一间房，大约五平方米。正中一个供台，两边墙上凿出两个神龛。

在绿水村村外的山坡上，有一个与庙岗类似的石屋庙。这个石窟只有一平方米，是露天而无顶的，有两米的石梯通往神龛。在金沙村村口的石壁上有一个更小的岩屋庙，百姓说它叫龙观庙。在焦堤村有一山称七孔岩，因山上有七个石窟而得名。山脚下有一石窟，大约三平方米，内有供台。石窟两边共有四块碑，没有文字。几米远的地方又有一个更小的石窟，一平方米，整个洞口被一个三角形的凿痕所包围。这显然是两个小型的岩屋庙。在朱河村村口有一座森林茂密的小石山，小石山被挖成四间石窟，彼此相通。第二间石窟的墙上刻有字，一面墙上刻着“咸丰四年”四个字，另一面墙上也刻着四个字，似为“南天太上”。

百家洞在当阳市城西十公里处的山上。根据考察，这里有２５处石窟。每个石窟内还有一到几个房间。可能是当阳市石窟最集中的地方，这些石窟距地面有近二十米高，怎么能爬进去呢?芽仔细观察，才发现从山顶有一段石梯可通往一组石窟，这样进入石窟的方法很特别，同治《当阳县志》上有记载：“百家洞在治西二十里，洞悬沮水之浒，陡逼无径，由山顶委折乃得入。”百家洞山脚下有一个岩屋庙石窟，正中有一个神龛，神龛前的供台上还有正在燃烧的香。村民说，周边有许多人来百家洞烧香烧纸，但不知道敬的是哪方神仙。

四、解开石窟之谜

修石窟做什么用途?是沮水石窟群之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我的实地考察，石窟的功能主要有两种，一是道教清修，二是神灵祭祀。

用于清修的石窟，往往修在临水的悬崖峭壁上，高十米以上，进入非常困难。里面有连通的几间或十几间房间，有石灶，畜水池，储藏室，卧室，墙上有安装木板床的石孔。洞内遗留物有生活用品，如陶瓷和木制品。可临时住上几天，也可以住上一年半载。这种清修类型的石窟以当阳市百宝寨为代表。

百宝寨一带有三十座砂岩山峰，山半腰有将近二百座石窟，全部面向沮水河。最完整的一套石窟在“小桂林”的对岸，距水面十米，共十五间，分为两层。上层并排九个，下层并排六个。大的有三十平方米，小的有十五平方米，屋高三米。每间石屋都有朝南的石门，门的上方有凿出的门楣，石门两边上中下都有石孔，可以安装木门，中间的孔可以安装门栓。有一间是厕所，大小便可以顺着室内石槽，经过一个石洞流到外面。另一间是贮水间，有一个干涸的贮水池。还有一间是厨房，有一个整体打凿出来的石灶。灶壁是圆的，倾斜的，适合于安放铁锅。

用于神灵祭祀、烧香敬神的石窟，与清修的石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它们不一定在悬崖峭壁上，更多的是在不太高的山上，或山脚或村边。有的石窟内有正在燃烧的香火，有的石窟内住着正在修行的道士或道姑。有的石窟小到仅仅只能放一个神像，信众们站在石窟外烧香叩头。

开凿者是谁?这是沮水石窟群之谜的第二个重要内容。调查材料表明，这些开凿者绝大多数就是本地的石匠。远安洪家村９０岁的老妇人望仁珍说，他们家在旧县镇洪家村石窟群中有一窟，是她爷爷的爷爷望友植修建的。在石窟的一面墙砖上，刻了“植公修”三个字，至今还在。望仁珍家里还保存着爷爷的爷爷打造出来的石烤火盆，非常精美，可见祖先的手艺高明。

当阳清溪村三组的山半腰有四个石窟，清溪村一组７９岁的老人向宅柱告诉我们，这几个石窟是附近一个姓万的石匠凿出来的。远安鸣凤山的华真洞，虽是知县为满足母亲的意愿而修，但开凿者想必也是当地的石匠。

开凿的方法既不是从山顶吊绳而下，也不是从地面搭脚手架层层而上，而是在石壁上凿石孔建栈道。几乎所有的石窟，如果仔细观察，都会在其下方石壁上发现几排石孔。古人在并排的石孔里打上木桩，木桩上铺木板。几排木板，用斜木梯连结，一直可以上到半山腰。在半山腰的一个木平台上凿洞，就比较方便了。石窟里的大部分石料并不需要运下山去，而是用凿出来的石条封门，或为附近的天然洞穴封墙等。石窟凿好以后，将栈道毁掉。岁月蹉跎，青苔野草或许掩盖了当年的石孔，临水半山的悬崖石窟，其修建方法就成为不可思议的千古之谜了。

何时开凿?是沮水石窟群之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道教石窟的时代与周边宫观时代应是大体一致的，与道士们在这一带修行的时代应是比较接近的。根据史籍记载和调查资料看，比较集中的时代是隋唐与明清。当阳紫盖寺(观)在隋唐已颇负盛名，远安鸣凤山道观在明清时影响很大，从全国前往此地修行的道士，有些在宫观附近凿洞清修。周边信众也因地制宜，在村边石山上凿洞修建岩屋庙，便于烧香敬神。

很多石窟修于清代咸丰年间，或重修于咸丰年间。当阳青龙村石窟内的青砖上刻着“咸丰五年”，朱河村石窟的石墙上刻着“咸丰四年”，建功村钟家石窟上刻着“咸丰三年”，远安洪家村石窟的石壁上刻着“咸丰四年修，黄耀翔砦，子贻泳贻谋”，泥水村石窟的墙上写着“咸丰五年”。县志上的相关记载也多，同治《当阳县志》：“击鼓砦在治西北五十里，峭壁摩空，后临沮水。嘉庆初，教匪之乱，居民凭险其上，数年始归，咸丰二年重修。”

总之，沮水道教石窟群的数量之多，在全国是罕见的。它与周边山水的奇妙结合，它精美的浮雕、壁画与石刻艺术，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

由中国道教协会、华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三家共同筹划、合作编纂的《中华道藏》，经七、八年艰苦努力，现在以四十九册的浩大规模，出版问世，这确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道藏》是道学经书的总集，但实际上它的涵盖面是极其广泛的，其中有儒家如汉扬雄《太玄经》，法家《韩非子》，兵家《孙子》，墨家《墨子》，医家之书更多，如《素问》、《灵枢经》，孙思邈《千金方》，还有历史类书《穆天子传》，地理类书《山海经》等，牵涉到中国古代的养生学、冶炼学、化学、医药学、天文学，以及包括音乐、绘画等在内的文学艺术。应该说，道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其长期积累的经书典籍，也已成为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出版的《中华道藏》，主要辑集明代初期以前的道教典籍，共收书一千五百多种，五千五百多卷。大家知道，中华书局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开始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经曲折，历二十年，于七十年代后期完成出版，是建国以后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但“二十四史”共３２３８卷，《清史稿》５６３卷，加起来不到四千卷。现在出版的《中华道藏》，其卷数规模超过“二十四史”与《清史稿》，这应当说也是我们新世纪初古籍整理研究值得注意的一项盛举。

道教正式形成于东汉后期，但先秦时已有道家之学的著作，至魏晋时已积累大量经籍与文献资料。南朝刘宋时期陆修静，根据当时的道书积累，编有《三洞经书目录》，共著录１２２８卷书，这是我国第一部《道藏》目录的雏型。而我国第一部《道藏》，则是编于盛唐开元时的《开元道藏》，已收书五千多卷。唐代是道教的繁荣时期，同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出现辉煌灿烂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杰出诗人中，有好些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如伟大诗人李白就受过道箓，李商隐早期与女冠道士有深切接触。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士精英的翰林学士，即开始创建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当时最早两位翰林学士，其中之一就是道士尹愔。唐明皇非常看重他，特地允许他可以穿道服进入宫中办事。后中唐时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吉中孚，早年也曾为道士，后返俗，又入为翰林学士。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编有五千多卷的道藏，是深有社会基础的。

使人可惜的是，这部《开元道藏》，后历经战乱，大都被毁。于十世纪中期建立的宋朝，曾五次编纂《道藏》，并于公元１１１３年北宋徽宗时，将已修成的一部《道藏》送福州刊刻，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道藏》刻本。虽然宋代修的《道藏》后也经战乱被毁，但因已有刻本，就有不少存本为明朝所修的《正统道藏》所吸收。从明初开始纂修，至英宗正统十年(１４４５)完成这部《道藏》，后万历年间又增补编印的《续道藏》，二书共５４８５卷，这是一直为后世相传，并保存完整的道经总集。这次《中华道藏》四十九册本，就以明代这两部《道藏》本作底本，同时还辑集近代考古发现的黄老简帛书，敦煌遗书写本，以及金元时期残留的刻本，可以说补缺求全，为今天的读者提供明初以前最全的本子。同时，根据编委会的计划，以后还将搜集明中期以后新出的经传道书，使中国古代道家之书更为完备，这应当说是系统化的完备体现。

２０世纪时，这两部明藏本，曾有几次影印。同时还编印有其他的道经丛书，如《藏外道书》等，都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总集本，都为影印。从古籍整理来说，影印能保持早期书籍的原貌，特别是一些宋元善本及后世的孤本等。但从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播、普及的角度来说，仅限于影印，作用是不够的，我们今天应当从现代科学意义出发，对古籍作规范化的整理。现在这部《中华道藏》，按已制订颁发的规则与体例，对全书统一加以标点，虽然难度较大，但更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有助于理解原意。同时在工作进行中，还根据其他本子加以校勘，改错补缺，这也是影印本所不及的。古籍整理学者早已指出，即使宋元刻本，也并非一无错失，现在出版的较好古籍著作，就并不限于所谓宋元善本，而是参校其他有价值的本子加以校勘。现在这部《中华道藏》本也是如此，如书中四卷本《道德真经注》，又题《老子道德经章句》，这次就据敦煌Ｓ·４４７等四个抄本及民国时期《四部丛刊》本相校。又如分类，南朝刘宋时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已提出三洞分类法，后《道藏》全书分类大多即依据传统的三洞四辅十二类来分，《正统道藏》即是如此。由于道家之书内容较广，完全按此分类，难免使人有混杂之感。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即有“牵强”的批评(见卷１４７子部道家类《道藏目录详注》)。现在这部《中华道藏》，一方面既照顾传统的分类，仍保留三洞四辅的名目，另一方面则根据各书的内容，重新分类编次，并在书前目录、书后索引中标出。

全书以上的这些系统化、规范化做法，确符合求实创新的原则，为当今古籍整理提供一个范例，也为道家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完备信实的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