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顾景舟在上海仿古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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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仿古的经历在顾景舟的人生轨迹中非常重要，顾景舟有机会亲近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曼生等历代高手的真品，眼界大开，感受先贤的精神状态，与之交流、碰撞。广博的识见和精湛的壶艺，都从这里汇聚、出发。解读他从未公开的仿古生涯，我们只能从零碎的后人记忆里，推理而不是杜撰当时的种种可能。

1939年，对顾景舟是个有意义的年份。就在这一年，有个名叫郎玉书的上海古董商人，来宜兴丁蜀，郑重聘请顾景舟去上海郎氏艺苑参加制陶工作，月薪60元大洋。

按当时的物价，面粉才几分钱一斤，猪肉也只1角几分钱一斤。60元大洋的月薪，是一份非常高的收入了。况且，是去上海。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顾景舟来说，那是梦一般的地方……

到了朗氏艺苑，顾景舟才知道，这里的“制陶工作”，原来是做仿古的枪手。对此，他并不是一点没有心理准备，郎老板出60元大洋月薪，总是要物有所值吧。

朗氏艺苑聘用了一批壶手仿古，但他们每个人的作坊是分开的，郎老板不让他们之间有接触。即使看到一些东西，也只能装着视而不见，所以顾景舟郁闷是难免的。

▲顾景舟供春

紫砂艺人，心是自己的，手往往是别人的。在他之后的一生中，朗氏艺苑是一个永久加密的限制词，但数十年后，在提到当年仿古生涯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去上海仿古的名手里，手艺最高的，当数陈光明。

▲陈光明制段泥光明石瓢壶

并不是所有的仿壶都有实样可依，“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这其实是向顾景舟们提出挑战，一个艺人除了临摹，还有多少创造能力。

顾景舟交出的考卷，无疑是合格的，有时他觉得，自己的壶完全超过了原作，但心里的一份成就感无处安放，因为壶底不能打他的印章，打谁的印章，他又不知道，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要跟自己离别，自此天各一方，再无会期。

▲顾景舟藏六方

即便将来见到，说这把壶是顾某人所制，谁会相信呢？于是，顾景舟在壶里留下的印记，几乎堪称绝活，有人称此为“暗款”。

据考，顾景舟当时仿古的参考资料，还有《故宫月刊》和日本人奥兰田所著的《茗壶图录》。

前者，1929年创刊，是当时极为难得的一份刊登钟鼎彝器和其它奇异珍宝的杂志；后者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收录了32幅各个时代紫砂名壶的线描图画和印章拓本。

许多年后，顾景舟带徒弟潘持平受邀去北京故宫鉴定紫砂器，见到一件天鹅樽，印款是陈鸣远，情不自禁地“哎呀”了一声。

顾景舟告诉潘持平，当时他在朗氏艺苑谋生，必须从公共租界进出，把守在租界门口的日本兵盘查很严。有一次，他把刚做好的天鹅樽素坯放在一只篮子里，被检查的日本兵碰坏了底座。当时天气炎热，泥坯干燥，虽然后来经过修补，但烧成后还是看出一点细微的补痕。

这件作品底款是陈鸣远，但在天鹅樽的里端，却镌着一个细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景”字。这是顾景舟当年仿古时的特定印记，是顾景舟在特定环境下，难得泄露的天机之一。

▲顾景舟僧帽

时隔多年后，：

“讲到当年在‘朗氏艺苑’仿古时，师傅是有顾虑的，他说，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做枪手很郁闷的，和外界完全隔绝。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干活，吃饭时，饭菜由墙上的一个小木窗里递进来。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老板说了算。有时，老板会拿来一把老壶，让我仿制，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但我仿制的茶壶，并不比原作差，有的，肯定超过了原作。有时，做到一件满意的作品，却不能打自己的印章，就在壶的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印记。”

这是顾景舟与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先生的交谈中透露的一点情况，。关于仿古生涯，这大概是顾景舟对外人讲得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