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 | 改革发展闯新路——兵团精神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发展闯新路

——兵团精神的理论与实践

兵团自初创时期开始，就从未停止过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兵团恢复建制起，兵团人走出了一条紧密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大胆创新之路。

“一主两翼”揭开兵团改革序幕

1983年3月，七师一二九团政委徐佩玺带头养了20只鸡、3只鹅。几个月后，他将300个鸡蛋、60个鹅蛋拿到市场上出售，卖了63元钱。在团领导带头下，一二九团职工发展家庭副业的顾虑才彻底打消。这一年，全团第一次解决了物资匮乏时代吃鸡蛋难的问题，职工在银行的存款比上年增加了55万元。一二九团职工走出的这一步，在现在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年代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早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幕。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创举。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已开始摈弃、群众运动的理论，走上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道路。1982年，，破天荒地鼓励农民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此时，兵团刚刚恢复不久，许多干部对“大包干”的做法还不太理解。1983年，，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思想理论上肯定了农民的做法。同年3月，农牧渔业部在湛江召开了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会议重点研究了国营农场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出台了《关于完善农垦系统企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对国营农场和广大职工要求实行“大包干”的，都应当积极支持。在这之后不久，兵团才给所有的团场下指示，，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胆改革、治穷致富，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专业户、重点户。这一通知，犹如一缕曙光，点亮了兵团职工看似平静的生活。

1983年7月，兵团通知决定停止执行《关于农牧团场职工及其家属发展家庭副业和制止从事不正当经济活动的规定》。通知还指出：凡过去兵团发出的文件中，，一律停止执行。此时，一二九团职工才敢光明正大地将私下里养的鸡、鸭、鹅拿到市场上交易，徐佩玺心里也松了口气。1984年，，强调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让广大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1983年9月，七师一三一团四连职工耿千里带领全家四代共20人创办了一个家庭农场。随后有人告诉他，他的家庭农场在兵团是第一家。耿千里的家庭农场创办后两个星期，七师一下子冒出好几个家庭农场，有郝国桥、陈宏欣和马述俊的家庭农场，七师专门召开了师、团、营、连四级干部会议，并给这4个最先“吃螃蟹”的家庭农场颁发了“家庭农场证书”。兵团的改革开始逐步跟上全国的步伐。渐渐放宽的政策也让一些职工变得头脑灵活了。

1984年，兵团决定给每户职工划分1亩至1.5亩自用地和宅基用地（简称“两用地”），鼓励职工发展家庭种植、养殖和加工副业生产（后称“庭院经济”），扶持职工勤劳致富。当年，全兵团30多万户职工家庭划分了“两用地”，庭院经济总收入超过1亿元。到了1986年，兵团划给职工“两用地”46.5万亩，庭院经济总产值达到2.8亿元。

通过大胆改革，兵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职工报酬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为解放生产力，为职工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自主经营、勤劳致富提供了条件。国营农场改革取得了良好成绩，工农业总产值、农产品产量和缴售量增长比例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农牧团场人均收入增加了，职工积极性空前高涨。

然而，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由于经验不足，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考虑职工利益方面少，承包指标高，甚至层层加码，职工负担过重，引起一些职工的内忧和不正常外流等。

为了解决好出现的问题，当时兵团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对减收倒挂的职工，区别情况进行减、缓、免、调，使一部分职工的收入基本上不低于原有水平，普遍降低了承包指标，留有超产增收的余地，采取一些有利于减轻职工负担的措施……职工收入也由大起大落逐步转向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兵团鼓励职工自筹资金进行开发型生产，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职工从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开发型的家庭农场不断增加。

这一阶段，兵团团场生产持续发展，职工生活不断改善。但经济体制改革还不配套，团场经济效益不高，自我发展能力较差，团场干部的经营管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对此，1987年，兵团结合近几年来的改革实际借鉴城市企业承包经营的经验，在26个农牧团场进行了领导班子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这场改革，是继1984年兴办职工家庭农场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此后5年，兵团在团场普遍推行了以干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各师与团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和目标管理责任书，团场内部也层层实行承包责任制管理。团场经营管理者吃团场“大锅饭”的弊端初步得到克服。

这一时期，兵团职工家庭农场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质量上有很大的提高。大农场把经营权交给家庭农场，逐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了发展规模效益，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进行联合和协作，实行统一种植计划、机械耕作、技术措施、灌溉管理、合同内产品处理等。经营资金有大农场垫付向“生产生活费用自理”发展。

在1993年后的7年间，按照兵团党委农牧团场工作会议部署，兵团在各团场推行了职工“生产费用自理”承包经营和农机、牲畜作价归户为主的产权制度改革。至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团场出钱、职工种地、职工负盈不负亏”，团场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团场体制改革破冰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兵团虽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但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始终没有被触及。

1999年年底，兵团组成新一届的领导班子。这时候离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只有61天。通过3次大规模的深入调研，新班子达成共识，认为兵团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思想观念太陈旧，管理太集中，结构太单一，人才太缺乏，机制太死板，改革严重滞后。兵团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把兵团放在全国的大局看，还存在着不小差距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班子成员的心里渐渐有了底气：绝不能用兵团体制的特殊性来代替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市场也绝不会因体制上的特殊，就改变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此时，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面对西部大开发这一历史机遇，兵团必须“抢时间，争主动，坐上头班车”。

2000年12月27日，兵团党委召开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兵团“十五”计划也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在垦区大地上掀起巨浪。

改革首先指向兵团的农牧团场。2001年4月，兵团党委制定了《深化农牧团场改革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固定、自主、分配、服务”的改革重点，核心是实现“两个扩大”，，经济上扩大职工生产经营自主权。这个《意见》被兵团上下称为深化团场改革的“1+3”文件。

“1+3”文件着力从体制机制方面解决团场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使团场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突破。

这时候，邓豫东刚刚走出石河子大学校门，回到八师一三六团。当时的一三六团正在推行“生产生活费用自理”改革，鼓励大户承包土地。邓豫东在读高中时，听说邻近的一二一团已有人建起了开发型家庭农场，他就立下了务农的志向。1996年，邓豫东同时被上海轻工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和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棉花栽培专业录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2001年，邓豫东经历到了兵团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的进程。他在一三六团十二连承包了600亩棉田，成为该团最大的土地承包户。

从耿千里到邓豫东，兵团家庭农场主们终于真正站到了改革的前沿，他们是兵团农场的新职工，他们与以往的兵团职工相比，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1+3”文件出台，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系列政策措施出台一样，在兵团170多个农牧团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实施改革的第二年，兵团农业增速达18.3%，这是只有在中国农村改革初期那几年才出现过的高增长率。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团场经济社会发展，调动了团场和职工的积极性。

2001年，北疆大部分棉区受灾，但兵团的职工们还是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希望。大部分职工家里有了两用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在他们承包的土地里开始大量施用有机肥，因为土地承包期长了。随后的3年，他们家里也有了可观的收入。一部分职工以股份制的方式购买了大马力农用机车，另一部分职工家里养着上百只羊。种不成棉花的地区想方设法种点别的农作物，团长和连长积极外出跑订单，他们生产的油葵瓜子和打瓜子还在互联网上销售。

工交建商改革启航

兵团在推进农牧团场改革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国有工交建商企业改革的探索。2001年，兵团在总结历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兵团工交建商企业改革“1+8”文件。这套文件和“1+3”文件一样，对兵团十分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两年之后才得以凸显。

从2001年8月开始，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造为重点，以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兵团对所属工交建商企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革。

在八师石河子市有两条著名的防风林，位于城市东西两端。与西防风林一路之隔的便是这座城市的西工业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诞生了兵团第一批工业企业，它们大多以“八一”命名。八一毛纺织厂、八一制糖厂、八一棉纺织厂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曾经被简称为“三八”企业，频繁出现在各种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它们曾经是这座城市乃至兵团工业的支柱和骄傲。这些企业的职工们也曾经为能在“三八”企业工作而骄傲。“雪松牌”毛布、“葡萄牌”毛线、“绿洲牌”白砂糖、“天山牌”味精、“白雪莲牌”棉纱，这些著名的产品，曾经享誉天山南北，甚至一度驰名大江南北。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曾经让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西工业区便寒风频吹。西工业区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变得冷寂。2000年4月，八一毛纺织厂、八一棉纺织厂对外公布实施债转股；2000年9月30日，一则破产告示宣布了八一制糖厂的彻底终结。

就在“三八”企业日渐式微的时候，一些新型工业企业开始崭露头角。天富电力整合了这座城市的供电资源，并逐渐将城市的公共事业囊入怀中；原石河子造纸厂改制成立新疆天宏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它很快低调上市，并将触角伸向了湖南。在一家破产玻璃厂的废墟上，新疆天业开始起步，将盐化工业逐渐做大。短短几年时间，开启了兵团工业新的时代。

当人们还在怀念“三八”企业时，这些“天”字号的企业发展迅速，它们为这座城市的工业发展带来了许多新概念，上市、股票、配股、董事长、董事会，还带来了从股市上募集来的大量资金。“天”字号企业像以往的“三八”企业一样，支撑起这座城市工业的半壁江山。而从“三八”企业到“天”字号企业的变迁，是兵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缩影。

世纪之交，兵团的工业发展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一些企业在变革中渐渐消亡，另一些企业则在变革中获得新生。兵团第二、三产业一举扭转了亏损局面，兵团经营性企业盈利连年增长，负债率连年降低，职工收入连年增加。

2001年起，兵团国有企业逐步转向现代企业制度，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先后在棉纺、食品、纸业、建材、电力等行业组建了24家企业集团，其中比较规范的有18家。

新世纪即将到来时，兵团只有5家上市公司，2004年4月时已增加到11家，后面还有几家公司正在“排队”。百花村、新疆天业、新天国际、新农开发、伊力特、新中基、天宏纸业等兵团控股的上市公司也逐渐为人们熟知。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默默运作了两年，2003年末开始大放光彩。兵团正在走上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的良性循环之路。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运作手段和成长方式让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慨叹不已，兵团的企业曾是“中国计划经济特征最重的经济体”，但现在它已让人刮目相看。

兵团上市公司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带动和支柱作用，成为引领兵团番茄制品业、酒业、畜牧业等发展壮大的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还有力地推动了兵团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兵团产业结构调整，一批企业成为兵团发展重化工业和能源工业的主导力量。

融入市场经济大潮

然而，改革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在贯彻落实“l+3”文件的过程中，有些师、团还存在着改革不平衡、不到位、不彻底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承包土地没有固定或者没有长期固定；团、连以支定收，职工上交费用不规范，随意性较大；团、连管理人员过多、人浮于事，“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还很突出；基层民主权利特别是职工民主监督和管理权落实不到位，少数连队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基层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制约了团场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团场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任务的提出，也亟须对“l+3”文件的若干政策加以完善。

从2006年开始，，召开了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工作会议和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认真总结团场贯彻落实“1+3”改革的经验，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新形势的要求，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1+3”文件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提出了以建设屯垦戍边新型团场为目标，以完善团场基本经营制度为重点的改革思路和目标框架。

“土地承包经营、产权明晰到户、农资集中采供、产品订单收购。”原兵团政委聂卫国用“四句话”精准清晰地概括和明确了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总体框架和思路，第一次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的改革目标和命题。这标志着团场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2007年5月，改革的春潮在一师三团这片热土上涌动。

三团推行农机具和牲畜作价归户，鼓励职工买断经营果园和滴灌设施。2007年，该团将把团场所有的供热锅炉转让给个人，在盘活国有资产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质量，为职工群众开辟了一条增收渠道。

三团十四连职工王纪朝对“农资一票到户”这一惠民政策举双手赞成。王纪朝承包了72亩棉田，所需化肥、地膜等都是师农资公司按同期市场价供应的，只要有需求就去农资公司下属的农资采供站开票，费用从他年初预交的生产资料自理金中扣除，超出部分年底兑现时再结算。

三团十四连职工王庆先说：“集中采供的农资没有假冒的，即使有，我们的利益也有保证。”他种植的是抗病品种新陆中14号棉花，该品种棉花产量高但整体品质不是很好，影响了棉花的等级。为此，团场按每公斤籽棉5分钱的标准，为他补助2300元。订单收购后，王庆先不再担心产品卖不掉，而且他发现产品收购价格也更加公道。

由此，兵团在经济体制改革、、走新型发展之路的探索过程中，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兵团精神课题研究组）